南勇一案为典型官商勾结 行政集权贻害中国足球

　　南勇腐败一事，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权力腐败。

　　当权力可以商品化，转化为商品货币，其带来的利益就成了权力腐败的“原罪”。只要拥有这种特权的官员认同“寻租”，想要以此获得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必然会“官商勾结”。

　　南勇收受贿赂，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利用权力让某位教练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掺假”。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钱去看比赛，看到的却是权力寻租下的“表演赛”，中国足球也就成了“血球”。

　　滋生这种权力腐败的，必然是残缺的体制。南勇的问题并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为足管中心主任之后才有的，而是长期积弊的结果。其源头就从1999年主管联赛以及2001年主管国家队开始，作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协副主席，南勇既是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政府官员，又是拥有能够决定市场利益和相关赛事运作的副主席，两种权力没有形成牵制和监督，而是在商业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南勇一手紧握可以向上级要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商”，这样的畸形“双性恋”，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监管监督层面，两块牌子交替使用，随时可以把勾当掩饰成“空手道”，必然会导致腐败。

　　前中国足协的官员、主抓联赛的郎效农坦承：“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缩小了范围，省略了民主决策等过程。使得足球行政管理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约束。只要你意志薄弱，道德缺失，受到巨大蛊惑时，很容易走上一条权力的不归路。

　　郎效农指出，我们这个管理体制不但有闭门决策之病，同时从治理假、赌、黑的角度讲，也有极大的缺陷和弊端。他们的权力过分集中，使得这些人一旦经受不住诱惑，就可能搅入其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用行政集权的方式管理职业化、社会化、市场化足球，不但不适应，违背了职业足球管理的性质和规律，也贻害了中国足球。　(邹文)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