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五成留守城市 买房定居更期待公平

　　《新闻1+1》2010年2月1日完成台本

　　——我们要进城！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1》。

　　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为大家装修房子的、在工地当中为城市建设高楼大厦的，从年龄上来讲，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穿得越来越时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从事着和父亲们差不多的工作，甚至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模式。看到的对比，心中难免有些唏嘘之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播放短片）

　　2010年2月1日春运第三天 北京西站

　　记者：

　　你多大？

　　农民工1：

　　25。

　　记者：

　　你呢？

　　农民工2：

　　18。

　　记者：

　　今年多大？

　　农民工2：

　　今年17。

　　主持人3：

　　你呢？

　　农民工4：

　　18。

　　解说：

　　每到春运人潮汹涌，每到年末，也总会一个群体让所有人心绪难平。火车、汽车、大包、小包，几十年的来来回回，这“候鸟式”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几代农民工。2010年春运我们不得不感慨地发现，这些回家的人潮中，越来越多流淌着的是时尚的气息和青春的朝气。

　　记者：

　　自己以后将来有什么设想？

　　农民工5：

　　将来就想再开一个小店什么的。

　　农民工6：

　　从服务员再升到领班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解说：

　　18年前一部叫《外来妹》的电视剧轰动了全国，一首《我不想说》诉说着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而在今天，引起更多人共鸣的变成了王宝强在2008春晚演唱的《农民工之歌》，歌词也变成了“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而看看近年来的春运，你不得不感慨，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跟十几年的父辈们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时尚而自信的外表之下，他们的内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他们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将来的归宿又在哪里？他们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回到农村吗？我们能把他们称为“新一代农民工”吗？

　　出生于黄埔农村吴胜和父亲吴华生在武汉的同一家公司打工。父亲吴华生没有技术，不会说普通话，在公司只能做力气活，形成鲜明对比是会说普通话的儿子吴胜，从事的是技术工种，工资也比爸爸要高得多。在厂里，和吴胜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占一半以上的比例。下班以后，他们喜欢一起到网吧上网，或者去书店买书。闲下来时，吴胜喜欢找车间主管王忠勇聊聊，王忠勇也是农民工出身，现在已经在汉阳买了房子，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他们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求职者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来求职。而有了证书，他们找工作也多了一些选择。

　　晏小羽（农民工）：

　　手里有的电子技能证，我在这里找工作，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沿海一代，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想找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也不是很困难。

　　解说：

　　像吴胜、小羽这样的80、90后打工者，如今却仍然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而在昨天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不过让人高兴的是，这份中央2010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唐仁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边占了60%，大约一个亿。

　　解说：

　　中央一号文件的提及，无疑表明整个国家对于这一群体的关切，以及为应对他们人生需求的迫切。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唐仁建还介绍说，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主持人：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

　　从年龄上来看，他们现在已经是三十而立，到十八九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家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此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好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

　　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

　　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

　　怎么讲，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

　　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怎么样。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的他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字去显示，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

　　对。进城的目的不一样，在打工的过程当中，诉求也不一样，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年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注意到了。这次，第一次写进一号文件当中，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白岩松：

　　其实大家做一个比较就好了。我们关注“富二代”有多久了？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关注“富二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来关注农民工的二代或者说是三代，几乎就是近两年才刚刚开始。但是相对来说，他们要比“富二代”的人群大得多，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来说，似乎又显得更大。比如就已经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里的新生代的农民工，80、90后就已经一亿人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写进一号文件呢？我觉得一个人群庞大，一亿人，而且将来还在不断地进入。

　　另外，他们到了有巨大的个人以及需求的时刻，大的三十而立，要结婚，要生孩子，孩子生在哪儿，城市给不给我公平。小的也已经开始进城打工了，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不关注不行。

　　第三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一号文件里关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他们有关，比如说要改善民生，要统筹城乡的一元化，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包括消费要扩大等等，都与怎么解决好这批当下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紧密相关，不关注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主持人：

　　但是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门槛存在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

　　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跟他们父辈之间区别最大的也恰恰恐怕就在与此。因为父辈的那些人，因为是生存型的生计在工作，因此他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因此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因此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前一代基本都要回去，为什么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大量返乡农民工，不仅仅是思乡心切。老父亲老母亲等着安慰，孩子等着礼物，也等着钱交下一年学费。

　　但是新的这一代完全不同，有一个数据显示，我们看一下，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四分之一以上的。

　　主持人：

　　诉求非常具体。

　　白岩松：

　　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

　　我们看到了新生活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稍后《新闻1+1》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