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要进城！”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1》。

　　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为大家装修房子的、在工地当中为城市建设高楼大厦的，从年龄上来讲，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穿得越来越时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从事着和父亲们差不多的工作，甚至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模式。看到的对比，心中难免有些唏嘘之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播放短片)

　　2010年2月1日春运第三天北京西站

　　记者：你多大？

　　农民工1：25。

　　记者：你呢？

　　农民工2：18。

　　记者：今年多大？

　　农民工2：今年17。

　　主持人3：你呢？

　　农民工4：18。

　　解说：

　　每到春运人潮汹涌，每到年末，也总会一个群体让所有人心绪难平。火车、汽车、大包、小包，几十年的来来回回，这“候鸟式”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几代农民工。2010年春运我们不得不感慨地发现，这些回家的人潮中，越来越多流淌着的是时尚的气息和青春的朝气。

　　记者：自己以后将来有什么设想？

　　农民工5：将来就想再开一个小店什么的。

　　农民工6：从服务员再升到领班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解说：

　　18年前一部叫《外来妹》的电视剧轰动了全国，一首《我不想说》诉说着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而在今天，引起更多人共鸣的变成了王宝强在2008春晚演唱的《农民工之歌》，歌词也变成了“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而看看近年来的春运，你不得不感慨，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跟十几年的父辈们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时尚而自信的外表之下，他们的内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他们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将来的归宿又在哪里？他们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回到农村吗？我们能把他们称为“新一代农民工”吗？

　　出生于黄埔农村吴胜和父亲吴华生在武汉的同一家公司打工。父亲吴华生没有技术，不会说普通话，在公司只能做力气活，形成鲜明对比是会说普通话的儿子吴胜，从事的是技术工种，工资也比爸爸要高得多。在厂里，和吴胜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占一半以上的比例。下班以后，他们喜欢一起到网吧上网，或者去书店买书。闲下来时，吴胜喜欢找车间主管王忠勇聊聊，王忠勇也是农民工出身，现在已经在汉阳买了房子，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他们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求职者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来求职。而有了证书，他们找工作也多了一些选择。

　　晏小羽(农民工)：手里有的电子技能证，我在这里找工作，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沿海一代，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想找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也不是很困难。

　　解说：

　　像吴胜、小羽这样的80、90后打工者，如今却仍然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而在昨天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不过让人高兴的是，这份中央2010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唐仁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边占了60%，大约一个亿。

　　解说：

　　中央一号文件的提及，无疑表明整个国家对于这一群体的关切，以及为应对他们人生需求的迫切。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唐仁建还介绍说，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主持人：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

　　从年龄上来看，他们现在已经是三十而立，到十八九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家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此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好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

　　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

　　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

　　怎么讲，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

　　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怎么样。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的他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字去显示，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

　　对。进城的目的不一样，在打工的过程当中，诉求也不一样，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年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注意到了。这次，第一次写进一号文件当中，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白岩松：

　　其实大家做一个比较就好了。我们关注“富二代”有多久了？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关注“富二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来关注农民工的二代或者说是三代，几乎就是近两年才刚刚开始。但是相对来说，他们要比“富二代”的人群大得多，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来说，似乎又显得更大。比如就已经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里的新生代的农民工，80、90后就已经一亿人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写进一号文件呢？我觉得一个人群庞大，一亿人，而且将来还在不断地进入。

　　另外，他们到了有巨大的个人以及需求的时刻，大的三十而立，要结婚，要生孩子，孩子生在哪儿，城市给不给我公平。小的也已经开始进城打工了，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不关注不行。

　　第三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一号文件里关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他们有关，比如说要改善民生，要统筹城乡的一元化，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包括消费要扩大等等，都与怎么解决好这批当下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紧密相关，不关注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主持人：

　　但是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门槛存在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

　　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跟他们父辈之间区别最大的也恰恰恐怕就在与此。因为父辈的那些人，因为是生存型的生计在工作，因此他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因此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因此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前一代基本都要回去，为什么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大量返乡农民工，不仅仅是思乡心切。老父亲老母亲等着安慰，孩子等着礼物，也等着钱交下一年学费。

　　但是新的这一代完全不同，有一个数据显示，我们看一下，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四分之一以上的。

　　主持人：

　　诉求非常具体。

　　白岩松：

　　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

　　我们看到了新生活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稍后《新闻1+1》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2008年，沈阳，几个从山东里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的曲目是《Youare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最先被吸引住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到回老家读小，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得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名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城市的霓虹和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

　　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非常热切的一个心声“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

　　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时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起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

　　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带城里了。

　　白岩松：

　　但是现在，城里牢牢地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

　　但这些年，我也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

　　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也专门听了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实这里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也就是说，标题这个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心情已经很具体了，我们要进城。但是我们的相关的准备并没有好，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打工了十年的一个80后，70后，差不多70年代末的一个年轻人，他恰恰选择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的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他说他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

　　但是很关键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

　　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

　　它一定是一种现代的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它已经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会雇佣其他的人为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给包括现成，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

　　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

　　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像国外的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说城市待不下，所以不得不回来，不是，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近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的。另外，可能是创业回到农村里，另外就像你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嘛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

　　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的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

　　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跟城市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需求。

　　另外还有两个需求，一号文件当然不会了。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并不很能吃苦，像父辈那样，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来源：央视《新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