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政治无法给出答案

　　陈文茜：我为什么和政治“切割”？

　　从小就是叛逆少女，20 多岁从政，加入民进党，最后又毅然退出，成为攻击民进党和陈水扁最凶的“立委”和“媒体人”。陈文茜是最懂得利用媒体力量的“政治人”，也是最懂政治的“媒体人”，李敖曾盛赞其为“台湾最聪明的女人”。现在她停播了自己做了十年的节目《文茜小妹大》，正式和她投身几十年的岛内政治切割，开始全心引领台湾观众的“国际观”。

　　文/刘牧洋 摄影/杨少帆

　　下午3点，刚走进台北市松江路375号中国广播公司的大楼，还未开口，一楼接待处的老先生便会意地微笑，“是找陈文茜的吗？”他已经习惯，在每次陈文茜的播音时段，看到不同的陌生人，为着陈文茜而来到这里。

　　陈文茜的名气在台湾之大，到只要一提到名女人，绝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陈文茜。“我今年53岁。”她坐在椅子上，直截了当地对记者报出她的年龄，毫无扭捏之态。

　　从小就是叛逆少女，参与反对运动，20多岁从政，加入民进党，最后又毅然退出，反而成为攻击民进党和陈水扁最凶的“立委”和“媒体人”。她是最懂得利用媒体力量的“政治人”，也是最懂政治的“媒体人”，李敖曾盛赞其为“台湾最聪明的女人”，她还有很多其他“不太好听”的绰号，比如“转世女巫”……

　　在她电视节目最高峰的时段，只要打开电视，都能看到陈文茜的脸，从周一到周日，全周无休。人们已经习惯在电视上看到她，据说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周末晚上十点以后无要事是不出门的，因为要等着看她的节目《文茜世界周报》和《文茜财经周报》。

　　2010年1月1日，陈文茜停播了自己做了十年的节目《文茜小妹大》，正式和她投身几十年的岛内政治切割，开始全心引领台湾观众的“国际观”。

　　“我从小开始的训练就觉得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在政治中找到解决之道，当我长到一个阶段，阅读的历史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政治是找不到答案的。”她对《外滩画报》记者说。

　　进入政治到脱离政治，陈文茜从来都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年轻时她穿得清凉，毫不吝啬在立法院抛出美胸，现在她已经没有玲珑的身段，摄影师要给她拍照时，她也不忘指点说：“我的脸吃光吃得很厉害，你要把光打亮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陈文茜和电视上并没有太大不同，依然是那头妩媚的大波浪卷发，言谈中有大姐大的味道。多年的训练让她能轻易主导局面，给她一个话题，如果不打断的话，她可以说上一个钟头。

　　采访当天，陈文茜穿着一件祖母绿色的丝绒披肩，是从意大利买的，里面的长裙，则是在上海长乐路淘来的。正如在她本人的复杂气质，融合了美国女人的洋派，不经意又透露出台湾女人的娇俏。

　　这几年，陈文茜频繁往来两岸，她到过大陆很多城市，“上海就像是个年轻人，一心想赚钱，北京像个中年人，一心想出名，而杭州像个老年人，过着悠闲的生活。”她一边笑着走回播音室开始《文茜的异想世界》的直播，一边摇头感慨，“我呀，就有点像杭州了，开始提前养老咯。”

　　政治无法给出答案

　　所有人都已经习惯那个在政坛里指手画脚的陈文茜，关掉《文茜小妹大》需要一定的决心，正如陈文茜所言，“你做了十年的喜剧演员后，突然说改演悲剧。”

　　其实早在2008年，陈文茜便已经慢慢酝酿，从这个狭隘的岛内政治中抽身而退。她当时把热播的《文茜小妹大》毅然从每周四次，缩减到每周一次的频率，并表示每天反复讨论政治问题，使得自己很“恐慌”，“想跟政治做切割想了很久，还一直主持只是因为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

　　而现在，她宣布了自己的离开，“刚好十年，一个世代。自己也从接近老去变成真的老去。”大家还在适应她的缺席，她却轻松地欢呼一声，“这样我就有时间看书了。”

　　这个在李敖眼里“有才华而不圆滑的女光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把政治人物耍得团团转。在台湾政坛，陈文茜的“光荣事迹”数不胜数。

　　因为一腔正义感作祟，1977年，18岁的陈文茜亲眼目睹在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投票过程中做票，产生对政治的不满，从而决定亲自投身政治，想要“在其中找到解决之道”。

　　陈文茜是个异类，是个女人，偏偏要在男人扎堆的政治里“混”，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 很多人一开始，都被她的外表震惊。她是台湾第一个露出乳沟的女性政治人物。

　　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时的故事。当时的民进党给人的印象是动不动就号召暴力抗争，走到哪杀到哪的野蛮，穿拖鞋、乱嚼槟榔，教育程度不高。是陈文茜一人，为其找到解决之道，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李敖帮她的书写序，回忆当时的情形：“在（陈文茜）思考到底是回报社、进电视台、还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时候，老朋友邱义仁找上门来，他告诉陈文茜，施明德要找她进入中央党部担任文宣部主任，陈文茜的第一个念头是‘做了这个工作，会不会变成一个党棍？’邱义仁笑了，他说，‘你这种人想变成党棍也难。’”

　　至于民进党为什么会任用了这样一位与传统女性角色不太相同的妖姬，担任媒体公关的文宣部主任，曾有人提出怀疑。“因为中常会通过人事任命案那天，我穿了长裙。”她的回答很狡黠。

　　1997年，在纽约呆了7年的陈文茜把“洋女”的作风发挥了十成十，她组织了一个“辣妹助选团”，来帮助民进党选举，她带着一群身着清凉、紧身衣物的美女出现在各个竞选场合，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使人们瞠目结舌之余，也让民进党的形象变得青春亮丽，外界评论她让“无趣的民进党看起来很有趣。”

　　而当陈文茜在民进党时和其他党开会，常有外党的人互相调侃，“你是不是被陈文茜迷住了，为什么讲话倾向民进党？”她当时的声望如日中天，就连穿个睡衣出门遛狗，也有人追上来要求签名。

　　此举对后来2000年，民进党打败百年老店国民党，拿下执政权意义重大。“虽然说我帮民进党扭转他们的形象，但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帮民进党、帮陈水扁骗了很多选票。政治很危险的地方，就在它不是你一己之力可以扭转的。”陈文茜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她参加反对运动的时候，民进党还没有成立，只不过是个反对力量，谈的是言论自由和民主。“我从来不是意识流的，所以我不会成为布什这样的右派，也不会成为像红卫兵这样的左派，更不会是独派。”她从来不是一个只懂穿的女人，她还有大脑。

　　1999年3月，因为反“台独”，陈文茜退出民进党，开始猛烈抨击她曾经所处的政党和陈水扁。“我们都说，如果在古代，她就是个‘侠女’。” 陈文茜的特助孙玉勤说。她天生性格如此，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少女时期，她就敢公然挑战老师的权威，只要是不对的，她就站起来指出。陈文茜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有太多的个人目的。

　　经常很多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她，“文茜，你这么高的声望，干脆就参选总统算了，做台湾第一个女总统。”她从来都是一笑置之。她尽管做的是政治工作，但她心里清楚，她始终做不成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她的好朋友、现在的台北副市长李永萍可以手段很软，见人就握手和微笑，热爱交际，但她不行。“李永萍觉得我很适合做政治，她认为我很有政治手腕，有政治能量，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动员能力。但她不知道的是，做政治人物，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参加他们的婚丧喜庆，我很不喜欢做这些事。前阵子，王文洋家里娶媳妇，我也不爱去，我是很懒的人，甚至采访也不爱接受。我觉得，只有我死了，大概会参与自己的葬礼。”她笑着对《外滩画报》记者抱怨道。

　　“中国人是很分裂的，他们热衷讨论政治，因为政治不可以在公众场合这么高度被讨论，就像一个孩子，很爱打电动玩具，因为妈妈不让你打。但其实他们也最不关心政治，因为他们在历史的痛苦经验里早就学到，政治不可能给他们答案，只会给他们灾难。”陈文茜说。

　　陈文茜最后一次的政治演讲，一袭黑色风衣帅气地披在外面，大片蕾丝花边垂在胸前，紧身皮裤勾勒得曲线毕现，吸引了无数目光。

　　成为一个讲好故事的人

　　真正答案的寻找很简单，不过是一部手机的触动。陈文茜家里有一个帮她打点生活的“阿姨”，是从福州来的，叫“阿萍”。之前，陈文茜新买了一个iphone，便把刚买不到半年的NOKIA手机送给了阿萍。

　　但因为不太会习惯iphone的短信系统，陈文茜经常会借回阿萍的NOKIA，来处理信息。有一天，陈文茜无意中看到阿萍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她的丈夫从湖南发来的，“老婆，我吃药了，请放心”；第二条是儿子从福州发来的，“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姐姐发来的是，“你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寄到了，我们收到了，请放心”；还有婆婆汇报病情的，“大宝（阿萍的儿子）昨天发烧，我把他带去医院，打了点滴，现在病好了。”

　　看到这些后，陈文茜很感动，她也突然发现一个她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为了多赚点钱，为了生活，这个家庭被拆散，他们每一年的团聚只能靠春节。但我们家的阿萍，因为在台湾，回家不是很方便，她和家人有7年没有见过面。是手机，让这个家庭一直在维系着联系，维系着温情，而不是政治。”

　　这件事，让陈文茜对政治的热情一下子冷却。她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她的好朋友、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我们应该拿诺贝尔的和平奖，你的手机变成穷人都能买得起的东西。”

　　陈文茜对中国历史很熟悉，采访中倒背如流。“从西元1000年算起，到1800年，中国在全世界的GDP占33%，后来到1913年，只剩下百分之8点多，33%的是美国。从GDP从33%到8%，这个时间只有100多年而已，中国搞政治的人真的了不起。如果那个时候，中国在某个时间发生一场大地震，将会像现在的海地一样。1911年孙中山上台，1913年孙中山下台。那时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投入政治，都在救国家，十万青年十万军。但最后帮中国的，答案是经济，而不是政治。”

　　因此，她宁可让自己的很多朋友去从事政治工作，而她只负责出出主意。比如“八八水灾”发生后，她打电话给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朱立伦，告诉他应该要怎样怎样做才最好，“具体执行的事就让他去烦恼好了。”台北搞花博会，她会向郝龙斌建议，不要只做花博，应该找些人来演讲，比如大陆的胡鞍钢啊。

　　跳脱岛内纠缠不清的蓝绿争斗，关掉《文茜小妹大》，陈文茜希望带给台湾观众更多的“国际观”，更大的格局。少女陈文茜，她想让自己的家乡台中变美，她想改变她所处的台湾，她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所身处的社会。但现在，53岁的她彻底看清了政治的真面目，要换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关怀这个世界。

　　她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媒体人”，除了为凤凰卫视做的《解码陈文茜》之外，她现在手上只剩下两档电视节目，《文茜世界周报》和《文茜财经周报》，和一档广播节目《文茜的异想世界》。

　　《文茜世界周报》在2005年9月3日开播，口号是“你不可以活在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开播的第一天是做北京奥运的报道，那时，鸟巢还只是一片荒地。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节目，把我年轻时候的人道关怀，对政治的分析，对国际政治的训练，仍然放在我的世界周报里。但我对经济的理解，会放在我的财经周报里，去采访台湾的下一个高科技。”

　　现在的陈文茜迷恋做一个讲好故事的人，她训练出一个合作了五年的团队，其中有7个撰写者，他们每人每个礼拜要生产三则故事，然后用电影的手法把新闻做出来。

　　这次的海地大地震，她在《世界周报》里做了整整一期的报道，不只是简单地报道灾情，“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震产生了十万个孤儿，然后点醒美国在这里面的角色，美国人是他们的救世主，也是他们的摧毁者，这是多年来美国的双面性格。第三个部分讲海地的抢劫，不是从暴民的角度，而是人性的启示，是人被逼到边缘，变成动物的求生本能。”

　　采访时，《财经周报》下个礼拜的议题已经定了下来，是中国的绿猫革命。绿猫，是相对黑猫白猫来说的新概念，其意在指用健康环保的方式抓老鼠才是好猫。

　　“我最近不管访问谁，问什么问题，最后都回到绿色科技。”陈文茜自称，她起初并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最后她不得不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受到台湾去年莫多克台风的影响，陈文茜筹办了一部名为《±2度C──台湾必须面对的真相》的影片，这是第一部为台湾量身订做的环境纪录片。

　　凭借多年来，在台湾社会攒下的人脉，陈文茜请来帮忙的全是平时不肯轻易出面的大佬，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台达电子董事长郑崇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等人集体为她背书，每人出资200百万元。这部纪录片将在2月22日下午2时公开首映。

　　“50岁是适婚年龄，我已经过了。”

　　“我十三岁时，第一次看playboy《花花公子》，很快便发现，无论如何努力，如果以美丽及魔鬼身材为人生目标，必然被迫一辈子活在沮丧之中。我不愿意，于是毅然地作出反抗，从此便开始了我追求知识的人生旅程。”在她的书里，陈文茜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她最介意的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对她性别的歧视。

　　2005年，当她开始在凤凰卫视主持《解码陈文茜》这个节目，大陆的观众开始有机会看到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女人在电视上展露她的性情和抱负。但就像当年陈文茜从美国回到台湾，很多人并不习惯她的作风，一开始，也是批评多过褒奖。有个男性观众在网络上毫不客气地留言抨击她：“你说的统统不对，你这个从小岛来的台湾女人懂什么？”

　　这句话让陈文茜很生气，她生气的不是反对，而是“女人懂什么”这样的命题。

　　这些年来，在陈文茜身边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也会特地对女性进行提拔，“她身上总有一种狭义心肠，她觉得女生比较弱势，会不自觉多给予关注。” 陈文茜的特助孙玉勤说。

　　孙玉勤和她认识多年，早在1996年，陈文茜刚从美国返回台湾时，受TVBS的邀请，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孙玉勤便是制作人之一。她对那时的陈文茜印象深刻，“当时所有人认为女强人就应该是跟男人一样，做铁娘子，打扮得像男人婆，才能和男人坐在一起，主播们都穿得很保守，而她穿得很美，很有女人味，前卫大胆，但开口说话，比男人更尖锐，更有观点。”

　　几年后，人们开始习惯在电视上等着看这个“小岛来的台湾女人”要说些什么。这是陈文茜所倡导的“女权”，用女人的方式说话，才是真正的平等。

　　早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陈文茜便是个异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活得像个女巫。爱穿黑衣；怕和人住，只养小狗；虽少只蜘蛛，但从不对任何男人假以颜色。”她的同学也真把她当女巫对待，给她取个外号叫“老巫婆”。

　　“我没有经过什么性别压抑，我不太重视外界，我不关心外面怎么看，也没有意识我和你有什么不同，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样子穿我自己看了高兴就好。”毕业后，她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那是她人生唯一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她实在忍受不了，便把头发喷各种各样的颜色，“越多颜色表示我越不开心，那是我平衡自己的一种方式。”

　　同龄女生还在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惹来异样的目光时，她就敢不穿胸衣，露着乳沟到处乱跑，甚至跑进立法院，让很多男立委的眼睛不知道放哪才好。“那是她们自己想不开啊，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身体那么美，如果我以前像我现在穿衣服这么保守，那我的人生就没有了青春！”她说。

　　陈文茜说，她的人生只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书籍，一个是巧克力。“只要有两三天没有读书，没有透过读书得到新的知识，就会得躁郁症。觉得我的脑袋空掉了，很不快乐。就会对什么事情都很不耐烦。而如果三天没有吃巧克力，就看人家的小孩，怎么觉得越看越丑，吃了巧克力，就觉得人家好可爱哦。”她像小女孩一样嘟起嘴巴说道。

　　陈文茜现在身材已经不如从前，但她依然嗜巧克力如命，有人说，“文茜，你再这样吃，会越来越胖的，上电视不好看。”她手一挥，“没关系啦，如果我胖一斤，我就让摄影机离我远一米，这样，我越来越胖，摄影机就会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朋友打趣说，“文茜，我现在看电视，要拿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你了。”她也毫不介意。

　　尽管在人前看起来一副强大的样子，事事要求完美，但只有常在她身边的人，才知道生活中的陈文茜是怎样一个人，“跟她吃个饭，手机总是到处乱丢，生活上很粗心，我们常跟在她后面捡东西。”孙玉勤说。

　　她从小就很“自我”，“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说我不想结婚，别人问，‘你怎么不替你老的时候想？’我反问，‘你怎么不替你年轻的时候想？’”她说，女人50岁之前，嫁人了是你吃亏，50岁之后嫁人，是那个男人吃亏。

　　“我今年53岁了，已经过了适婚年龄了。”她笑了起来。她并不打算和一个男人走入婚姻殿堂，“还是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了，害人有点不好意思。”

　　和男人比起来，她更愿意和狗保持长久的情谊，大家都知道她爱狗如痴，她当初在美国时，曾经养了一只拉萨犬，她给小狗取名叫Baby Budda，意思是“小活佛”，后来她又养了只小京叭，取名为miki。她很爱这两只狗，走到哪都带着。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请客，她应承下来，还不忘叮嘱一下：“我会来，我还会带一个西藏的活佛和一位北京的公主来。”

　　朋友以为她真在哪里认识了一些“特殊人士”，特地把场面弄得隆重无比，一心等待“活佛”和“公主”的大驾光临。结果一开门，看到她笑嘻嘻地带着两条狗站在门外，差点没当场翻脸。

　　在Baby Budda死后，李敖曾经送给陈文茜一只博美狗，她直接唤为“李敖大哥大”，到后来李敖竞选立委时，她封这只狗为李敖的“竞选总干事”，抱在手上为其站台拉票。

　　李敖常常对身边的人感慨道，“你们看着陈文茜，如果我哪天在家死了，我的尸体就会给她的狗吃掉一半。但我万一出了什么事，这方圆几百里，也只有她能救我。这就是我的悲哀。”

　　提到这，陈文茜大笑起来，她和李敖认识多年，也打嘴仗多年，但终归对其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更是我语言上的敌人。古今中外两百年，找不到这么一个坏老头，只有哪天他真的走了，人们才会知道真的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