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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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旭教的学生和他一起拍照，袁小心翼翼护着他们，像怕碰碎了什么东西。 |
袁世旭：我不愿被创伤包裹
什邡一中学老师地震后受心理创伤困扰，如今他将治疗记录和内心苦痛公开，希望能帮更多人
关注焦点
2010的春节临近，这将是四川灾民过的第二个年。
在近2年的重建中，灾民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还有什么困难，这又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本报记者在灾区发现，灾民们心理重建出现新问题。据心理治疗师海蓝介绍，心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很多灾民对心理创伤采取回避态度。海蓝在四川德阳调查的24所学校中，受创伤困扰和患抑郁症的师生比例很高。
而今年1月4日，北川中学高中生母志鹏刀杀同校学生。他亦被认为有心理抑郁。
如何能帮助灾民走出震后心理阴影，德阳洛水中学的袁世旭公开了自己的治疗记录，希望能给世人启示，也希望政府能对灾民有更持续的关注。
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袁世旭，什邡洛水中学地理老师，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地震之前。
他变得胆怯，忧伤。
他不敢回到曾经的学校。他自责自己活下来。上课时他甚至不敢看孩子们的眼睛。他失去了作为一个老师的自信和从容。
当心理医生诊断他为地震之后的心理创伤时，他同意把所有的治疗过程录下来。
袁世旭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帮助更多的人。
他希望经历过地震的人都能从他这里得到启示：无论如何，总要活下去。
回避
袁世旭，39岁。同事对他性格最大的印象是敏感。
他笑的时候很羞涩，低着头盯着地面。他不爱说话，喜欢把细微感触写在文字里。
地震后，他到新的学校写了首诗：水淹石步子。
水淹石步子也好
首先是放心
然后是一串干净的石头
没有从前
袁世旭说，从这首诗里他意识到自己想忘掉一切。没有从前，没有地震，也就没有痛苦。
他觉得自己像惊弓鸟。
他离开了洛水中学。他说不想触景生情。不仅是他，洛水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想方设法离开了原学校。
袁世旭到了山区的八角小学，当二年级的数学老师。他钟情十几年的地理，放弃了。
他幽闭，不怎么说话。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也是无穷无尽的噩梦。地震后的几个月内，每天都会有关于地震的梦。有人动一下他的床，他就会蹦起来。
后来变成一个月二三次，每次做完梦，一整天都会烦躁，胸闷。天阴，下雨，任何稍微反常的天气都会让他觉得心里一惊，难道又要地震了？
袁世旭害怕水泥空间，一进水泥房，他会盯着天花板，一直看到眩晕。
有一次，他到岳母家，岳母让他去打水。水是山泉，上面被红砖和水泥围成了围栏。接水时，他一直觉得水泥正在倒塌，“砸到我的头上，身上”。他越来越怕，最后丢下水桶，跌跌撞撞跑回家。
这种胆怯他不敢和别人说，他怕别人以为地震后他变成了“精神病”。
他永远忘不了地震那天的经历。他从教师楼三楼冲下去，楼一下子塌了。一个姓李的老师紧紧压在他身上，老师身上还有水泥板。
他无法呼吸。
最终袁世旭被挖了出来。
很多人以为，他们在一个楼里同时被救出的五位老师会变成生死之交。但实际上，他们不愿意再见面。他们从没有聚会过。
唯一一次，袁世旭在街上碰到埋在一起的李老师。上前还没有说一句话，李老师就借口有事，迅速跑掉了。其中一位老师结婚，参与营救和埋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去。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隔膜”，袁世旭有时真想不明白。对于救他的警察，他一直不敢当面送礼物。他总是通过公安局，或是托警官的亲友稍去祝福。
就连当时参与挖自己的亲弟弟，袁世旭也尽量躲避和他见面。
而在八角小学，老师们互相之间也拒绝提起以前的经历。话头转到这里，办公室会突然出现一片沉寂。
回忆是如此苦痛。袁世旭宁愿封闭所有可能的触及。
自责
作为一个老师，更困扰袁世旭的是无穷无尽的自责。
他是一个地理老师。他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地壳活跃地带。
袁世旭第一个自责是，我为什么不能预测地震？这听起来很荒谬。而在他看来，孩子们的死与他无能有关。
他曾经在几个学校做过地震安全教育。唯独在洛水中学，他没有做。这也是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理由。如果做过逃生演练，孩子们是不是会多一线逃生的机会。
还有，他曾经有一次看到教学楼有裂缝，他去找校长说，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坚持一点。
还有同在一座楼里被压死的唐老师，袁世旭想起当天下午，唐老师曾让他替一下班，他没同意。“我连他最后一个愿望都没答应”。
这种负罪感是他的心灵之茧。
他常常会记起自己的学生，常常梦见他们，和这些学生在梦里一起看书，画画，玩耍。袁世旭想，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他们还那么年轻。他们甚至还没体会过什么是爱情。
对于学生的自责，在一次质问中达到了顶峰。
他当时在广汉医院住院，病房里有两个绵竹学生。袁世旭打着石膏躺在床上。一个学生突然走到他面前指着他，你是老师，你肯定打过学生。当时病房里忽然安静下来。袁世旭没有开腔。
“我确实打过一个学生”。他在心里想。
后来有个学生要去做手术了，在进手术室之前，他找到袁世旭。他说，老师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跟我保证。袁世旭说，好，我保证。学生说，你以后当老师，不要打学生，也不要骂学生。
袁世旭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后，这个学生被推出来，他的手和脚被锯掉了。
一直到现在，袁世旭说起这件事，眼睛里全是眼泪。他说自己一直在想，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他对学生到底好不好。
他说自己不够爱学生。在地震的当时，他成了一个伤员，没有机会去救孩子。
这成了他的心结。
暴露
袁世旭想过找心理医生。
地震后不久，他曾做过心理咨询。他发现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个叙述者，诉说之后没有反馈。还有人就劝他，每天想想高兴的事情。
他苦笑，我哪有那么多高兴事可想。他曾吃过有助睡眠的药，吃的时候睡得好，不吃，就又回到原来状态。
后来他想，也许这只是一种情绪，早晚有一天会过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目睹、经历或间接看到、听到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导致个体出现长期存在的精神障碍。
这种障碍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
幸运的是，袁世旭遇到了海蓝博士。她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袁世旭开始找她，是为了解决女儿想妈妈的问题。去年国庆节前他给海蓝写了电子邮件，把自己心灵上的压力告诉了海蓝。
确定患抑郁和PTSD后，袁世旭接受了治疗。当海蓝提出要把治疗过程全部拍下来时，他毫不犹豫答应了。
在海蓝看来，这是她治疗的PTSD里唯一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伤痛给别人看。而袁世旭听到海蓝说是为了给更多人启示，他说没问题。“他朴实，真诚”。海蓝说袁世旭是一个内向敏感的人。但是他又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注，有着别人没有的博大。
历时两个多月的疗程，袁世旭印象最深的是做“想象性暴露”和“现实暴露”。
在心理咨询中心的沙发上，他回忆了5·12的经过。
发问，开导，当他似乎重新体验了被压迫住的苦痛时，海蓝让他深呼吸。经过几次治疗，他觉得明显有了好转。
而最难开始的，似乎是“现实暴露”。
2009年11月，袁世旭第一次回到洛水中学原址。
作为心理创伤治疗的一个步骤，袁世旭需要做一次现实暴露，克服自己的恐惧，回到当时的空间。以前，他始终会绕开，他害怕再一次面对。
出租车开向洛水中学。袁世旭的脸越来越苍白，在录像上看到他咳嗽，还说胸闷。
到了洛水中学。他踩在校门前，那一步迈出后，他突然嚎啕起来。在他自己的记述里，他说，到了大门前，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一种巨大的恐惧让人如临深渊。
他能看到的依然是矗立的四层教学楼，漂亮的，满是白色瓷砖的教学楼。突然，楼在他眼前崩塌，各种凄厉的叫声在耳边响起。
当时，他想推开一切，大喊着大哭着狂奔而去。
进了大门，他在校园里走着，总觉得地面上有遇难学生的血四处流淌。他下意识避免踩到这想象中的血。他还想起学校操场上那棵断掉的泡桐，他说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走过校园的遗迹，每一座教学楼，每一个他曾经生活的地方，他慢慢平静下来。
袁世旭知道一切都会有一个终点。他的恐惧应该在这次故地重访中终结。
随后，他去了埋葬学生的墓地，在绿树之中。那是一个清幽的地方。
袁世旭烧了纸。他终于可以面对他们的离去。
一边烧，一边说。他希望这些地下的孩子们可以相爱，因为有爱就有轮回。他还希望这些孩子不要有天地不公的怨恨。他说，要热爱大地，即使这次地震，也不要恨土地。
做了这些事情后，袁世旭轻松了很多。
他说，我看到盛开的莲花和流水和同学们。
未来
袁世旭可以放下精神的重担，但现实中他并不顺利。
地震时他肺部受伤，他常常喘不上气。有时他会自暴自弃，“教书真没啥意思”。他以前“多有活力”，教6个班的地理，还兼管学生文学社工作。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滑。
他在八角小学教二年级，也不顺利。小孩子很调皮，而他在地震后脾气变得格外好，心很软，管不住这些孩子。班上纪律很糟。
校长说他过于温和。
上课孩子们再调皮，他也是假打他们，实际上拍的是自己的手心。
有一次，实在生气了，他轻轻拍了孩子一下。当晚他一晚上没睡觉。他想起那个被锯掉手脚的孩子，他觉得对不起那份承诺。
这样反反复复的想，他没办法上课了，校长让他休息两周，看能不能调节一下。
他也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调节过来。如果不能，他只能放弃教学。
地震前，他的愿望很简单。他要把课教好，教出名之后调到重点中学。然后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他就满足了。
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太遥远。他调到山区小学，妻子在另外一个镇。他带着女儿一周才能和妻子见一面。生活彻底改变了。
经过心理治疗，袁世旭觉得好多了。他努力去打破自己的包裹。他说，表面上，地震已过去一年多，但我们一直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中。
他在努力，破茧而出只是有时候他也有所困惑，他说也许真正的忘却只有到个体消亡后才能发生。
地震后，大家都要活着，很多老师选择忘却或假装忘却。
而袁世旭选择了把所有脆弱和创伤摆出来，然后去治愈。
本报记者 张寒 四川德阳报道
“别带着伤口走完一辈子”
心理治疗师海蓝发现灾区人回避心理创伤、缺乏心理服务，呼吁国家予以关注
海蓝 “512心灵守望计划”高级督导，美国执照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她希望该项计划能为地震灾区的老师和青少年提供长期的、专业的心理和精神支持，并建立一个心理援助运作体系。
集体性回避心理创伤
新京报：你在灾区做心理援助已经将近两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海蓝：地震这么大的灾害，不可能没有心理创伤，但是现在时隔近两年，大众的状态不是去治愈，而是以不提的方式去回避这种创伤。这让我很担心灾区人民的心理状况。
新京报：两年过去了，还有那么大创伤吗？
海蓝：有。现在大家还缺乏对创伤的认识。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孩子和老师。好多孩子地震后很难集中注意力，会和人吵架，睡不着觉，害怕恐惧。老师充满职业倦怠感。这其实都是一种心理创伤的反映。
新京报：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有创伤吗？
海蓝：大家都采取一种集体性的回避。动不动就说，不要再提，不要戳这个伤疤。实际上，如果伤口真的结疤，戳了不会疼。创伤如果不治愈，什么时候戳什么时候疼，会带一生。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种心理创伤如果不治疗会一直存在？
海蓝：地震发生后一年内，人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去调整。一年后，还没调整好，就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去帮助治愈了。
被忽视的“二次创伤”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会关注老师和孩子的心理创伤？
海蓝：孩子和老师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地震中受到极大创伤。另外学校里可以集中实施计划改善心理状态。
新京报：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印象深刻？
海蓝：有个孩子，地震中失去父母，后来住在姑姑家，结果又被姑父强奸。她经历了二次创伤，孩子当时自杀情绪非常严重。我们进行危机干预，这个孩子活了下来。
还有很多孩子，地震后经历了二次创伤。地震是一次，之后父母离家打工，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个二次伤害。这些创伤也会被忽视。
新京报：老师呢？
海蓝：地震后，有的老师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对职业也没有了以前的热情。这其实都是心理创伤的表现。他们没有把这些和心理创伤联系起来，只是忍着。
心理援助亟须国家支持
新京报：你觉的现在灾区心理援助面临怎样的问题？
海蓝：灾区真正需要的是心理服务。而不是简单的心理培训。我们需要找到有心理创伤的人，通过各种手段去治疗他，而且这种治疗一定要有持续性。
新京报：现在心理创伤治疗能保证持续性吗？
海蓝：很难。首先是资金问题。目前国家没有专项的关于心理援助方面的拨款，只是靠民众募集。而民众无法一直对灾区持续地关注。其次，志愿者难以保证。我们的团队最初有30多人，现在只有10多人。留不住人。
新京报：你认为该如何解决？
海蓝：我觉得项目运作应该有国家的支持，有募集资金的机构，还有就是宣传。有了这三点，才能保证持续性。还有，心理上有创伤一定要去看，没有必要带着一个伤口走完一辈子。这完全是可以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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