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背后畸形官场生态：警局下属称其为老板

　　文强自案发以来，吸引了媒体高度关注，有关文强的点点滴滴都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庭审之前，由官方渠道发布的消息极少，一些未经证实、以讹传讹的信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一些媒体也加入了传播的队伍。

　　媒体对独家新闻的强烈渴求，也一直延续到了此次文强案的公审之中。近百家媒体赶至重庆参与庭审，但目光多集中于文强的种种花边、他贪婪与跋扈的每个细节上。在疑似将文强“妖魔”化的过程中，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文强只是一个高级公务员，他道德沦丧有着明晰的路径，他所处的环境也是他堕落的深刻根源之一。对他个人的罪恶刻画过多，会淡化社会背景和体制因素。

　　细析文强沦为黑保护伞、成为一个巨贪的过程，可以让很多人警醒。

　　文强的朋友们和文强熟识的警务人员都称他为老板，社会上的朋友则喊他叫大哥。

　　文强的身上有一股匪气。在抓到悍匪张君时，他一只脚踩在张的头上——当时，张君被一帮警察死死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文强喊道：“你服不服？”而抓获了一名20多刀杀死警察的歹徒时，他坐在歹徒的对面，先默默看着他，然后突然将手机砸了过去。现在，法庭上瘫坐着的文强毫无生气，没有了昔日的强横。他的面色苍白而疲惫，看起来似乎有点浮肿，显出了明显的老态。

　　由一名打黑英雄，变成一众重庆黑社会组织的最大保护伞，他面对着难堪的现实。据重庆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文强的堕落几乎是必然，这既是文强本人的性格使然，更因为他所处的官场环境已经越发畸形。

　　文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早期一直在刑侦一线工作。复杂的工作环境，使他从学校毕业后很快就“融入了社会”。1992年，他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位高权重。

　　这时，各色人等就贴了上来。

　　曾维才，是文强案中的一个重要当事人，他是在重庆开发房地产的商人。他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请文强帮过什么忙，却不间断地给文强送钱。和文强结识，曾维才的主要目的就是“以防万一”，万一以后自己有麻烦要解决，文强届时必定能起到作用。于是，曾维才就把文强“养着”。而自我感觉很好的文强认为，曾维才是把自己当成了好朋友相处，在法庭上，他一再为自己辩解：“曾和我是好朋友，他没有找我帮过什么忙，我收他的钱又怎么能算是受贿呢？”

　　这只是文强的一厢情愿，曾维才的真实想法，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留待以后能用得上的靠山。

　　文强对这个口中的好朋友下手很狠。他多次出国考察，以及去看望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文公子的那次留学更像是时间长一点的旅游，只待了九个月就辍学回国，都会有意无意地打电话给曾，就等着对方问：“最近在忙什么？”

　　每到这时，文强就会透露自己将要出行的地点，而曾维才则会因文强的需要而送钱。

　　像这样的“朋友”，文强有很多。这些朋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找文强，他们多是地产商。这些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并不涉及犯罪，但却要和方方面面接触，而且都要走政府路线。

　　他们围绕在文强的周围，没事就吃饭，有事还是吃饭。过年过节的打点少不了，而外出消费，买单的永远是他们。文强到案发前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病态的关系，他将别人的贿赂当成了理所当然，以至于当他买了一套房子要装修时，曾维才没有给他送钱，他都觉得不正常：“我搬家了，你什么时候到家里来坐坐。”曾维才，这个文强口中的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前去文强的新居祝贺乔迁，也带去了礼物——50万现金。

　　陈万清，是文强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在重庆发展的商人。他接近文强也没有明确的事项，更多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文强与行贿人的中间人，替文强介绍贿赂。

　　而文强案中从头至尾都出现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叫周红梅，她是比较成功地接近了文强，并从文强身上赚了很多钱的人。她经营着一家装潢公司，因为是个女人，她无法和文强出入声色场所，所以她走“夫人路线”，通过文强妻子周晓亚，她成功地说服文强给自己拉了多笔装修工程。

　　作为回报，周晓亚拿出利润的部分，作为好处费送给了文强夫妇。

　　不仅仅是装修工程，周红梅最后干脆把自己公司35%的股份白送给了文强夫妇，进而，她以共同投资的名义和文强夫妇出去投资。看似公平，周红梅实质上沾尽了文强的光，因为无论是接道路工程，还是出去买地投资，别人都是冲着文强的面子。这么多年来，周红梅就像是文强家的一个附庸而存活着，她最终成功地做了文强儿子的干妈。成为了“一家人”，而这个文家“第四人”的真实想法是：“有文强做靠山，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对此，周晓亚心知肚明，所以对周红梅送来的股份、好处，她从不拒绝。

　　这些所谓的朋友、“家人”，各怀鬼胎奉迎文强夫妇，实际上都是想着自己的利益，文强夫妇则乐见其成，一步步滑向了无法回头的犯罪深渊。 (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