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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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FBI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的自传体回忆录。在美国政坛丑闻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90年代，各类案件、各色人等纷至沓来，轮番登场。从最初的“执法传奇”到“最失败的任命”，他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书中，弗里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家庭经历以及在担任FBI局长的八年里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我的兄弟们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比尔比我大一岁，他的出生不但使我们搬出了布朗克斯，还为我在学业和行为上树立了出色的榜样。他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由耶稣会信徒于1877年创立的底特律大学（theUniversityofDetroitMercy），而且他并未就此止步。比尔在上高中时就找到了一份在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总部做助理的工作。他在大学主修的是通信，但他还保留着NBC的工作，主要是在暑假期间带着旅游团参观NBC的工作室。毕业后，他凭着这两方面的经验成了NBC新闻摄制组的音响师，并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地，哪里有新闻，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我想说的是，我从比尔那里学到的是学业上的勤奋和完美的行为。当然，那些都是他传下来的，而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尽力做到这些，但“尽力”正是这里的关键词。我们接受的是天主教的严格教育，在每学年的开始，某个修女或修士都会对我说：“我希望你像比尔一样。”但遗憾的是，在学年结束时，相同的修女或修士通常会改口说：“我原本希望你能像比尔一样。”
奇怪的是，也许比尔真正教会我的是勇敢无畏。哪里有新闻，新闻摄制组就要去哪里，而新闻往往是很血腥的。正是音响师让你听到了背景中的炮弹爆炸声，暴动人群的喧闹声，风暴肆虐海边村庄的声音。比尔去的许多地方甚至是我们多数人情愿花钱而避免去的地方，但他从未抱怨过，也许正是由于他的不抱怨，我母亲才一直不太理解她的长子到底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母亲对某些事有点天真。她一定要亲眼看见危险的具体证据才肯相信，而就在1975年我从弗吉尼亚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的典礼上，她相信有危险了。
这不算是个太正式的典礼，新特工们拿到自己的徽章，然后就径直前往枪械库，在那里领取一把左轮手枪，我班里的特工发的是史密斯-韦森25英寸、038口径的左轮手枪和装在塑料袋里的六发子弹。（此时此刻，一种激动和兴奋的感觉俘获了我，我从未想过如果这六发子弹都射出去会发生什么。）母亲面带疑惑地看着这场仪式，然后问我的同室丹·贾布隆斯基（DanJablonski）的父母，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正在领枪。”贾布隆斯基夫人平淡地解释说。贾布隆斯基一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乡村。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有枪？”母亲惊恐地答道。
对她而言，这就足以证明是我而非比尔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不论比尔在哪里：尼加拉瓜内战的中心，还是有火箭弹从窗外呼啸而过的贝鲁特的某个旅馆，母亲还是一直告诉她的朋友：“我可怜的路易正处在危险中！”
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仪式
就在任命典礼开始前，玛丽莲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留下总统和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我们站在著名的“坚毅（Resolute）桌”（此桌是由英国“坚毅号”上的木材制作的，1855年当该船在北极水域走失后得到了美国船员的救助。在白宫所有最著名的相片中，有一张是小肯尼迪正蜷缩在这张桌子下从一个暗门向外凝视的相片）旁，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礼物。当我正默默地准备我的发言时，我发现窗外有一群人伸颈张望，会场开始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混乱，但做父母的本能和做特工的直觉告诉我，我的某个或几个儿子正处在骚动的中心。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件事，一名助手就向我暗示时间到了，接着我跟着总统步入玫瑰园，立时媒体相机猛拍，电视摄像机也开始录像了。
总统对我的介绍是如此悦人，我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是不会很快让我将这段介绍忘记的。我正疑惑自己将如何摆脱所谓“执法传奇”的称号时，我看见布兰顿正坐在第一排，穿着上教堂时穿的漂亮西装，但浑身湿淋淋的——不像是因为出汗，虽然这是个7月的热天，倒像是在泳池里完全浸透了一样。总统也注意到我儿子的状况并弯下身来问他有没有事。当时我就向玛丽莲使了个眼色，她也沉默着用眼神向我示意：孩子们并不乖，我们本该让他们留在酒店的，布兰顿浑身湿透不是天气的缘故。我甚至在镇静和故意生气的那一瞬间被这样的情景感动了：一个拥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居然能在不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如此专业地进行表达。我向总统保证布兰顿没事，但对于我妻子，我就不太确信了。
直到典礼接近尾声玛丽莲和孩子们也来到典礼台时，我才知道背后的故事。就在玛丽莲正准备将孩子们安排坐好的一刹那，一阵音乐响起，宣布典礼即将开始。此时布兰顿掉了队并跑向一个坐落在玫瑰园内的小水池。他好奇地注视着浅浅的池底，向前探身有点失去平衡，这被当时只有三岁的肖恩注意到了，就在别人要制止前，肖恩把哥哥布兰顿推入了水中。玛丽莲和一群吃惊的助手正在想方设法将布兰顿拉出水池并把他们带回座位时，克林顿和我出场了。
玛丽莲迅速讲完了这个伤心的故事后，总统抱起了我们一岁的康纳，然后将他举到相机前。感谢上帝，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至少这孩子是干的，或干得让大家能看见。甚至是我的父母，他们和我一样，在十个月前的那天上午还不愿被人问及投了哪个总统的票，但当他们望着第42任总统高举着他们的第四个孙子时，就立刻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了。
附带提一下，玫瑰园事件并未在园内结束。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在玛丽莲将事件的细节告诉克林顿后，他要我们把肖恩带到他面前问话。当白宫摄影师拍摄了一系列难忘的照片后，这位高大英俊的总统站在异常平静的肖恩面前问道：“是不是你把你哥哥推到水里的？”没有任何负疚感的肖恩把头抬得高高的，看着总统并摇头表示否定。虽然看着我三岁的儿子对着美国的最高执法官（也是我未来的老板）撒谎令我很不自在，但作为一名律师我禁不住联想到，肖恩只不过是在辩明无罪地否定。毕竟，根据美国法典第18卷第1001节，对罪行的简单否认构不成“虚假陈述”罪。
总统似乎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明显提高了提问技巧：“那你哥哥掉到水里你高兴吗？”肖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众人开始感觉他要笑出来了。总统拿出了最后一招，这让我从专业的角度由衷钦佩。“当你把你哥哥推到水里时你是不是感觉很好？”这一刻肖恩放弃了，他笑开了花并默默地点头表示承认，这下我们大家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就像那天的结果那么甜美，这件事的结局也不会太苦。
莫妮卡门事件
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进了校园的情景剧：是的，你干了。不，我没干。接着，就在我认为情节不可能更荒诞时，莫妮卡·莱温斯基出场了，结果把白宫搅得像个荒唐剧场。
莫妮卡门事件，或随你怎么叫，属于肯·斯塔尔的管辖范围，而不属于我管。当时他已做了几年法院指定的独立检察官，在法律的指令下，他进行了独立于任何政府机构的调查。联邦调查局给斯塔尔办公室选派了特工。在这些特工为独立检察官工作期间，由我们继续支付他们的工资，而且当他们结束调查后也由我们决定他们下一步的工作。不过，只要他们为肯·斯塔尔工作，只要他们感到在调查中没有损害他们的道德规范和诚信，特工们就会向他汇报，而不是向我。我一直非常尊敬肯·斯塔尔，尤其是在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当时他要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直并值得信赖的律师。
正是选派给肯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于1998年1月16日在五角大楼市（PentagonCity）的利兹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Hotel）对莫妮卡·莱温斯基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当时有些特工还按捺着火气呢。虽然这个案子主要由这些特派的特工进行追查，但在此过程中饱受责难的却是联邦调查局本身。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或否认相关特工的行为。实际上，我无法肯定地说他们的行为怎么样。我后来也没质问过他们，而且立于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的工作人员之间的那道防火墙也阻止了我收到原先的那类定期汇报。不过我感到自豪的是，据我所知，调查局的职业责任办公室（Officeof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没有接到对我们借给肯·斯塔尔使用的特工的行为的任何指控，无论是从莫妮卡的阵营还是从总统那边。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属罕见。我在这里提到整个事件只是为了澄清，因为我不止一次被问到，联邦调查局怎能让自己如此深受该丑闻的牵连。我们并无此意，而且也没到如此地步。但对于接下来的疯狂行为，我们却没有完全摆脱它或不受它的影响。
有个故事应该足以说明当时的调查精神。除了选派特工，我还有法律义务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辅助服务——实验室、技术人员以及所需的其他服务。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义务，肯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在莱温斯基的蓝色小礼服上发现了伤风败俗的精液斑迹。他的调查员需要一份克林顿总统的DNA样本进行比对，而他想让我们来获取样本。
我记得我对肯说：“等等。这太可笑了。我们在讨论的是从美利坚的总统身上采集DNA样本并与一条裙子上的精液进行比对？这有点像劣质电影里的情节！”
而这部劣质电影才刚刚开始。我们不得不尊重独立检察官的要求，因此我们和总统的人开始谈判并拟订了一个计划。我们将从实验室派首席DNA科学家去白宫，同行的还有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作为证人，而肯·斯塔尔的其中一名律师将出面确认所做的每件事都诚实可信。为了确保这件事做得尽可能的秘密，白宫方面坚持总统的公开活动不能有明显的改变。在总统预定的一次晚宴前，我们的小组在未通报的情况下先行到达并藏在宴会厅旁边的一间小客厅里。在晚宴期间，总统将找个借口，比如去洗手间，然后溜进那个藏有实验室人员的屋子。他们将采集克林顿的DNA材料并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将他送回宴席。然后我们的小组将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离开白宫，再带着那点从自由世界的总统身上采集的DNA潜入夜色。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像我说的那么容易，但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特勤处不得不介入进来，因为他们要在克林顿离开宴席时陪着他，还因为进入美国总统身体的针头也要预先经过检查。另外，白宫也一直处于安全监控之下，任何人潜入或潜出白宫都需要复杂缜密的计划。为了确保不发生意外，我让我们的首席DNA科学家在这个大事件即将发生之际到我办公室见我。
我带着不安、气愤和无意识幽默的复杂感情说道：“听着，如果这件事被泄露出去，我们都得被解雇。我将先解雇你，然后再解雇我自己。不许对任何人说这件事，不许在任何地方提这件事！”是的，没有人泄露这件事，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后勤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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