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艺点评：历史剧的史学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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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历史正剧的创作，不仅需要足够的艺术才能，而且要有对历史的深入把握。两者兼备，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正历史美学品格并能观照现实的传世佳作。

　　在这方面，先辈们有着许多成功经验。比如在欧洲文艺史上，诗人席勒是在耶拿大学任历史教授多年并写出了《三十年战争史》之后，才创作出了著名的历史剧《奥尔良姑娘》和《威廉·退尔》。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用两年多时间专门收集彼得大帝和普加乔夫起义材料，并实地考察，出版了《普加乔夫起义史》，然后才创作出《青铜骑士》和《上尉的女儿》。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奥里在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多年,才创作出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莎士比亚创作的9部历史剧影响巨大，由于记载他人生经历的史料很少，经常成为否定莎氏对历史深入把握的理由，但怀疑本身却反证了人们对剧作家历史修养的重视。

　　在我国，比如清初的孔尚任淮扬三年遍访明代遗民和遗迹，光与冒襄就交谈30天，后来创作出反映南明兴亡的《桃花扇》，成为明清两代历史美学含量最高的剧作。现代文艺史上，郭沫若先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史学专著，然后才创作出《屈原》、《虎符》等引起轰动的历史剧；吴晗首先是历史学家，出版《朱元璋传》，发表《论海瑞》和《海瑞骂皇帝》的史学文章，然后才创作出著名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姚雪垠多年在大学教文史，并出版过史学著作《崇祯皇帝传》，又钻研明史十多年才写出堪称新中国历史小说高峰的《李自成》。中外先辈们的成功经验和他们的杰出作品一起，都成了人类文艺发展史上的闪光点，吸引着后来者的不断回望。

　　检视当下我国文坛，王朝柱的成功是个突出的例证。凭着他顽强的努力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异军突起，一批史传作品令史学专家赞叹，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长征》、《延安颂》、《解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坚持提高艺术功力与深入把握历史并重是何等重要。文学、舞台剧、美术的历史题材创作中也有相似的成功者，其经验都值得总结。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历史题材作家都必须是史学家，更不意味着有了历史修养就能写出好的历史剧。恰恰相反，我只是想强调过硬的艺术功力和深入地学习历史都是创作优秀历史剧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下并未受到创作者的普遍重视。

　　无须讳言，伴随着浮躁之风的劲吹，轻视乃至无视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的现象近年来有滋长之势。确有人只看了几本现代通俗读物就动手拍古代历史大戏，读了几本回忆录就写有关革命领袖的剧本，其结果是在这些作品包括所谓历史剧大片中，重要历史人物关系上的关公战秦琼（如写汉景帝死后，已死去两年的刘武出来与刘彻争帝位）、重要历史事件描写上的阴差阳错（如写李白居然在长安指挥抵抗安禄山叛军）、历史主题设定上的错位（如写拥护奴隶制的人去大谈解放奴隶）、历史氛围营造上的穿帮（如让受宫刑后的司马迁又长出胡须）、把现代人外国人的话安在中国古人的台词中（如让汉武帝说出阿拉伯谚语中独有的“地上的天堂在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膛上”）都司空见惯，层出不断。试问这样的作品究竟还有多少历史美学品格可言！随着时间的淘洗，它们炫耀一时的光环会很快褪去，那些常识性的笑话则会成为长久的谈资。还有某些名为重大题材大片实则革命历史内涵越来越稀薄的作品，不管怎样炒作，都注定会很快淡出人们的记忆。

　　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资源，我国历史题材之多堪称世界首富。通过文史双修去创作经得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进一步繁荣历史题材创作的必由之路。急功近利地去消费历史题材，则是文化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