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临工这种就业形势,跟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外来工自由随性的就业观有相当程度的吻合。
一条道路的两侧,招工与找工因为各自选择不同,人气形成鲜明反差。
编者按：临工现象在东莞并不少见,从有关现象看,它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正遭受着用工压力的东莞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正视临工现象?这个群体从过去到现在,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它已经造成又将再造成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本专题就当前背景下,这一群体的特征、现状以及影响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报道。
这是一个没有现实名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但这里的工人,由此出发,去了东莞各镇街、广东各地市,甚至江浙、福建乃至海外等地的大小工厂。
这里,最多时每天能集中上千人,他们都是等待被招工的人。然而,奇怪的是,就在东莞不少企业用工喊渴时,这里的工人却很少会登门求职,甚至面对上门设点的招工企业也表情漠然、并避而远之。
他们是一群选择打临工的人,对当前工厂迫切的用工需求,他们或是被动选择,或是主动选择放弃。同样,了解这一找工群体的企业主,对使用他们也表现得很谨慎。
于是,同一条街上,一边是等待招工的汹涌人流,一边是寂寞等待的招工企业。因为彼此选择不同,两者少有交集。
找工 一条街上,一边是等待招工的汹涌人流,一边是寂寞等待的招工企业。因为彼此的需求与选择不同,两边人气形成鲜明反差。
早7时,朝阳刚刚从云端里探出个头,茶山沙墩路口早已人头攒动。这些早起的人们,不是赶集买菜的村民,而是一群等待招工的临时工。
人流是从沙墩村标开始沿着增卢路的左侧人行道一直向卢边蔓延的。上午9时前后,人流达到高峰。在这里,过往的车辆,不得不放慢通行速度,喇叭声响成一片。一些招工的车辆是想开进人群的,但只能开到逆行的车道上伺机转弯后再找地方停靠。
一辆四排座的金杯牌面包车,艰难地在一座高压塔附近找了块空地缓缓地停靠下来。坐在驾驶位上的人还没来得及打开门,一群人就簇拥上来。透过车窗的对话很简单,“哪里的厂、要什么工种,工价多少?”简单的回答之后,人群一阵哗然。
显然是工价不对路,围过来的人迅速散开。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女子,这时才拿出一块招工牌,车上另外两个人则从后备箱里搬出了一套桌椅。牌子应该是最近制作的,只是上面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被修改后的“年龄16-40岁和急招大量临工”等字样看上去异常醒目。
半个小时过去了,新搭起的招工台周围人来人往,但停步围观者少,上前问讯的人更少。负责招工的女子百无聊赖,开始用自带的笔记本上网聊起QQ来。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一高一矮两个人走过去跟女子攀谈。
“工价低了点,算下来还比不上对面招长工的价钱,又是去凤岗,那么远。”高个子说。另一个则补充说,涨1元钱,我们现在就能给你找20个人。
听了这句话后女子显然有点心动,跟身边的人商量了几句之后,开始频繁地打起电话来。没过多久,街口缓缓开进了两辆面包车,在人群外围停了下来。
这时,高个子冲着电话里高声说:“六元五角,快带人过来,现在就走。”矮个子则帮着女子向已经围拢过来的几个人分发表格。说是表格,其实就是一个简单到只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的个人信息表,下面还有个标注了工厂位置的简易地图。
18岁的贵州小伙阿冰第一个填好表格,瞅着身边几个小兄弟一边问“什么是籍贯”,一边歪歪扭扭地继续写字,他不时发出一阵笑声。
10分钟后,阿冰和其他20多人一起挤进了三辆车里。招工的女子和同事则手脚麻利地收好桌椅,上车离开了。
“车位工6.5元,价格还能接受,只是不知道厂子怎么样。”一直站在旁边观望的阿明跟我说。很快,他又自问自答道,明天就知道了,不行的话一定有人回来。
他又告诉我,那一高一矮两个人都是工头,即负责带人进厂的人。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这两个工头,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次凤岗之行。
29岁的阿明是湖南人,十几岁跟老乡一起在梅州兴宁挖矿山。2004年的煤矿透水事件中,他幸运逃脱,但从此谈矿色变。离开梅州后,他来到东莞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三年前,因身体原因向工厂多次请假无果后,他愤而辞工,并对打长工失去了信心,开始在沙墩转做起了临时工。
由于年前接手的一项工作一直干到过小年才结束,阿明没有像其他人那么早出门,直到2月24日才回到沙墩。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下车不久,行李就堆在人群中间,还没来得及找住的地方,已有几个工头问他要不要进厂。
“现在招临时工的企业挺多的,只是价钱没有年前高。”阿明说。年前,很多茶山附近的厂的车工单价是七八元,现在普遍才五六元。
做了三年临时工,阿明很清楚行情。他说,一般年头年尾的价格比较高,地点远近价格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工厂直招,讨价还价往往还能再提高点工价。他又分析说,今年沙墩等工的人好像少了一些,可能过一段时间工价会提高。他也听说,现在不只是东莞,全国好多工厂都缺人。
跟阿明一样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少,不少前来招临时工的企业往往都会在被围观一下之后就被搁置。在人流中,那些标注的工价没有吸引力、拿着招工牌的招工代表显得异常寂寞。
其实,更加寂寞的人就在道路的对面。
与拥挤无序的左侧人行道形成鲜明反差,右侧人行道上,几十个企业招工台一字排开,偶尔有些间隔,但布局基本有序。同样有巨大反差的是,两侧人行道的人气指数。稀稀拉拉的观望者,让等待良久的招聘代表哈欠连连,有些则聊起了天。这种反差,从年初五就已经开始。
工头 对于临时工来说,他们会把工头作为保障,但工头什么也保障不了。工头只能起到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搭桥作用。在工头行业中,有人选择退出,也有人选择进入。
整条街上除了踱来踱去的临工,有一类人很匆忙,他们就是阿明说的工头。郑龙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是一个新手,年前刚做了一个月。
这几天,他一直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跟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找的不是企业是工人。见到一些稚嫩、陌生的面孔,他都会上前问一句:“找到工没?要进厂吗?”但一天下来,他的收获并不大。
显然,这里的市场看上去没有秩序、甚至紊乱,但往深一点看,却被划分得条块分明。“每个工头都有比较固定的工人,工人也往往熟识。”郑龙说。他也是打临工过来的,对内部的运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打临工的人,大部分都是跟工头签协议的,跟工厂之间则只有劳动事实。一些企业为了方便管理,也往往比较接受通过工头出面来招录临时工。通过工头招进来的临时工,工厂不直接给其发工钱,而是先把钱发给工头再分发给工人。
同样,出了问题也是找工头。而遇到一些工厂不合理的要求,工人也可以通过工头来提出要求,这比个人提要求效果会好很多。因此,工头的信誉和能力,对于工人来说很重要。所以,做了一段临时工后,很多工人都会有相对比较信赖的工头。
“以前,有不少工头拿着工厂发给工人的工钱跑路,工人也怕了。在茶山就发生过几次工头跑了,工人堵厂堵路的事情。”沙墩路口一家士多店的江老板回忆说。
对此,最早一批做工头的陈波则更有发言权。沙墩临工市场兴起不久后,熟络工厂资源的他便做起了工头。他还记得,年轻一点的临时工不好管。
陈波说,做工头的责任很大,不好做。对于临时工来说,缺乏保障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往往会把工头作为保障,但工头其实什么也保障不了。没出问题一切都好,出了问题同样难办。工头只能起到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搭桥作用,遇到问题可以一起向工厂提要求解决。
“以前工人比较好管,工头一般只要做好跟企业的沟通,现在工人难管了,做工头也不容易。而且工头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工人虽然依赖工头,但对工头没有什么好评价。”陈波说。
他很庆幸,在工头事业最高峰的时候,自己选择了退出。如今他在沙墩搞起出租屋经营,专门给临时工提供房屋租赁。在他的屋子里,同时经营了游戏机等其他生意,有不少临时工光顾。
“现在的生活,过得很轻松。”他说。
选择 在临工市场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当临工,他们或是被动选择,也有的主动选择。选择临工,或是他们对自由的主动追求,或是他们对一些工厂非人性化管理的被迫选择。
跟陈波做工头时相比,郑龙所面临的临工群体,在人员结构、年龄结构以及选择原因上都有了很大变化,做起来更不容易。
过去五六年里,沙墩路口这个没名份的“临时工市场”,已经从最初几个人无目的地等工,已经发展到每天数百人、最多上千人同时等工。
与此同时,对于招工工厂来说,这里的临时工也是颇具盛名的。近几年,省内的深圳、珠海、佛山、惠州和江门等城市的工厂是前来招工的常客,每年还有不少浙江、福建甚至海外的厂方代表开着车来带走一拨又一拨的工人。
士多店老板江先生回忆说,沙墩出现第一个临时工的具体时间谁也说不清,可能始于2004年年尾。当时,只是几个人没事干,常到路口逛悠,恰好遇到有工厂招人。从此,沙墩路口能找到工的消息就传了开来。一年后,等工的人数发展到数十、上百人。
“最初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妇女,三四十岁的居多,没有什么技术,进大厂做长工很难。后来,男的开始多了起来,但被迫从工厂里出来的多。”江先生说。
黄果树是较早从工厂主动离开转而选择做临工的人,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被迫的。
黄果树是他的真名,与他日常抽三元钱一包的黄果树烟无关。在沙墩村本地居民住宅的后面,沿着小巷走进去拐左,铁棚搭建的一间简陋住所,是他每月交付60元就可安身的地方。
1997年就开始出门打工的他,进过砖厂为人拉砖、到工地帮人搞过建筑,也到电子厂、玩具厂做过普工。在东莞一家电子厂的一次辞工经历,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一些工厂管理的非人性。
2004年春节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三个多月后的某天,黄果树接到一个电话,60岁的父亲被人骗到了石家庄,一切生死未卜。稍作镇定后,黄果树想到必须前往石家庄解救老父亲,由于此行结果无法预测,他向工厂提出辞工请求。正处于赶工期的厂方不但拒绝了他的辞工请求,还威胁走人可以,工钱扣完。
一边是父亲生死未卜,一边是工厂的刁难。一怒之下,黄果树只带走了此前到手的700元工资就匆忙地赶往石家庄。“白干了两个月的活。”
真正让黄果树下定决心改做临时工的是一次手袋厂揾工经历。“2006年,手袋厂的生意很好。加班到深夜三时是常有的事,第二天8时接着上班的情况也很常见。”黄果树说,当时,工厂是不提供住宿的,有个工友住的地方很远,走路差不多要40分钟,他很努力的加快进度,为的就是能早一点回家。虽然最终完成的工作量相差不大,工厂老板也没说什么,但月底主管还是认定他逃工罚了他两百元。他找经理理论,却被经理找人打了个半死,最后还是他打公用电话叫医院的救护车把他拉走的。
不久,同样的遭遇也降临到了黄自己的身上。“我的工作是负责车位上的剪线,连续一个月,经常加班超过12个小时。但月底结工资才发现,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主管什么也不解释,只说"讲好了一个月多少钱,跟做买卖一样,你同意就做,不同意走人"。”
“后来我发现,是主管克扣了我们的工钱,工厂的上层并不知情。事后,有同事劝我给主管塞点好处费,今后会好很多,但我觉得不值得。做到年底彻底对在工厂做长工失去了信心,从此便打起了临工。对了,走的时候,那个主管还扣了我300元的工钱,当时真想上去打他。”黄补充说。
陈波很认可江先生的说法,也认为黄果树的经历在临工群体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临时工并不完全都是没有技术、过了年纪的人,很多人都是受不了工厂苛刻的管理制度,甚至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伤害后才被迫选择的。”陈波说。
阿明也是其中一个。由于多年井下负荷作业,年纪虽然不大,但身体却大不如前,特别是眼睛十分容易疲劳。因此,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中,阿明经常手脚忙乱。遇到订单暴增,工厂连续加班,他更是感到体力不支。
然而,工厂的管理十分严格,一般的头疼脑热根本无法请假,只能咬牙坚持。在做长工的两年时间里,几次连续加班,阿明都差点现场晕厥。2006年底,在加班潮中,阿明的身体再次濒临极限,数次向组长请假无果后,他决定辞工。
辞职申请递了上去,清算工资的要求却被挡回。多次据理力争仍没有结果,阿明只好拖着病体自行离开了工厂。“一个月的押金,再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一起有近2000元钱,一分也没拿到。”阿明说。
第二年春节后,他又回到了东莞。这次,他没有去工业区找工厂,而是直接到了茶山沙墩。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了三年多的打临工生涯。
变化 临工群体,在人员结构、年龄结构以及选择原因上都有了很大变化。打临工这种就业形式,跟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外来工自由随性的就业观有相当程度的吻合。
黄果树、阿明这些人的加入,改变了临工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缺乏技术的刻板认识。
然而,变化并不止于此。黄果树、阿明们正在感受另一种变化并在继续上演。
最直观的是,市场里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穿着打扮个性张扬的“80后”、“90后”们开始让这个群体变得愈发不平静起来。
四川人阿梅,从年龄上看,她本不应属于临工群体。她刚满17岁,正是读书的大好年龄。然而,去年才离家进厂打工的她,在不到3个月后就选择了打临工。
“去年第一次进厂是在江门,一个生产手机后壳的模具厂,是跟姐姐一起进的。但工厂环境很差,8、9月份的厂房里特别闷热,呼吸都很困难。”她说。
于是,第一次进厂未满3个月,她便辞职离开了,跟着一个熟悉的朋友一路来到了沙墩。“最初,并没有什么打临工还是做固定长工的想法,就是想自由一点、找个环境好点的工厂做。后来听人说,打临工来钱快,一天下来就能挣上百元,于是心动了。”
讲起第一次打临工的经历,阿梅饶有兴致。她说,进厂当晚就说要熬通宵,因为是第一次熬通宵自己特别兴奋。做的工作并不复杂,只是不停地重复再重复。上半夜脑子清楚得很做得也快,过了凌晨才发现有点扛不住了。但那一天的收入就有100元钱,想起来就很兴奋。不过,兴奋劲正在过去,因为打临工虽然自由,却存不住钱。
阿梅并不唯一,在每天的人流中,总能发现一些外表稚嫩的“90后”,穿着拖鞋、烫着卷发悠闲地踱来踱去。他们自由的个性,甚至冲击着既定的临时工招工模式,他们敢于尝试绕开工头自行跟企业联系。
这让一些工头陷入了窘态。陈波提醒说,打临工这种就业形式,与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外来工自由随性的就业观有相当程度的吻合。目前,在临工群体中,他们可能更愿意选择打临工。 (来源：南方日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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