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如今摆满了他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租的一处民房。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皇帝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医生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假如山大夫本人不愿讲，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

　　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 师团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作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医生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期。

　　《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方军认为，这只是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刘谟桐曾经听山崎宏回忆说：“经常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起来，都杀了，最后再烧个精光。”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三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方军判断，逃兵山崎宏应该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鬼子兵。“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人物。”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还能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让女儿相信了那些描写日本人刻板性格的影视都是有生活真实的。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这些步入暮年的老人，和早年陷入战争癫狂的鬼子兵有了天壤之别。方军说：“我认识这些老鬼子兵的时候，他们都骂自己当年是‘八嘎’。北京话就是‘傻帽’。说再也不会傻到去别人国家打仗了。”

　　通过对日本社会多年的观察，方军认为，日本的右翼仅是一小部分。现在的日本已是民主社会，出兵这种事要经过投票。像当年军国政府那样操纵战争，已经不那么容易。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女婿说，因为山崎宏一直保留了日本籍，申请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4年，济南才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他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纯粹的人。”方军称赞说。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