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足球的未来

　　七年前文字的首度公开：

　　面向中国足球的未来

　　■李烈钧

　　中国足球很有戏剧色彩。

　　2009年8月开始的足坛打假扫黑反赌风暴在持续。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被“打”了“扫”了，一收拾就成双成对。足协官员涉“假”了，俱乐部老总涉“黑”了，教练涉“贪”了，球员涉“赌”了，谢菲联涉“囧”了，大连实德也沾“边”了……一时间，中国足球的乌烟瘴气又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摒弃。

　　可是，现实十分有趣。在广电总局下令央视春节期间封杀国足征战东亚四强赛，以免“恶心”的中国足球破坏国人欢度春节气氛之时，一直患“恐韩症”的国足竟然3：0横扫韩国队，结束了32年的魔鬽。

　　不久前还把黎巴嫩队当成劲敌，数月前面对东南亚三流球队还不敢轻言取胜，居然一反常态，在短短百日后脱了胎换了骨，是服了灵丹妙药？是撞了大运？是被法律震慑不敢再赌再黑？

　　打假扫黑反赌，势头正猛。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结局？无非是公道、公正和公平，还足球一个本色。不由得想起一个人——陈培德。这位曾任浙江省体育局长的足坛反黑斗士，以及他主持下，当时的《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为总撰稿的9人写作班子在2003年初完稿的足坛反黑纪实—36万字的《变形的足球》。

　　遗憾的是，这部时任浙江省分管副省长鲁松庭指示的、省体育局党组集体决策的书稿，至今没有按计划公开出版。陈培德说：直到今天，清样稿仍“暂时”尘封在档案柜里。物是人非，当年的体育局长和《体坛报》总编都要用“原任”去称呼了。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书稿揭示的足坛虚假、贪欲、荒唐、欺诈，多年来有恃无恐，愈演愈烈，但是，中央高层的决心，公安部的重拳出击，终于使人们看到，足坛曙光初现，光明在前。

　　值此足坛打假扫黑反赌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经总撰稿人李烈钧的授权，本刊特将《变形的足球》一书的第十章作了节选（这最后一章，系李烈钧独立撰写，多为理性思考，可印证7年来的足坛实践），摘编刊登，以飨读者。

　　—编 者

　　回顾浙江打假扫黑反贪的历程，常常涌起一种感慨：不是浙江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浙江。体坛风云际会，浙江身陷其中，与它难分难解，撕掳不开。

　　浙江的体育工作，属于中国体育的一部分。反刍身后的历程，有如揽“镜”检视，“揽镜者”亦入镜中，人们看到的是双重的映像；岁月流逝，日后，又会有人来“揽镜”检视，而后来者又会映入其中。

　　检视的不仅仅是浙江，而且是时代、社会、民族和个人诸多因素交织和汇聚，聚焦到体育，引发严肃的自省和深沉的思索：关于理想和追求，关于事业和责任，关于执着和代价，关于热爱和憎恶，关于奉献和收获……

　　历史在深情地凝视

　　足球，普普通通熟皮质料的圆球，重不到半公斤，大不过70来公分圆周，两支球队各11人的对抗，居然成为全世界几亿人钟爱的世界第一运动。

　　法国人的体育浪漫主义功不可没。九十八年前，儒勒•雷米特首创的足球世界杯超凡构想，给五大洲的足球爱好者创立了四年一度的狂欢盛宴。球星技艺的变幻莫测使人赏心悦目，绿茵赛场的行云流水使人意乱情迷。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和谐交响，用足球运动演绎出神奇交响。

　　应运而生的国际足球联合会，在巴黎傲然挂牌，总部设到瑞士苏黎世，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国际足球机构完善，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以及技术、裁判、医务、新闻、纪律、财务、业余问题、紧急事务、运动员资格、洲组织事务等，权力很大，好像什么都管。

　　但是，这世界变化太快，纷纭繁杂，不像足球比赛规则，说修改就修改，公布以后就整齐划一。让足球运动头疼脑胀的事，除了政治因素、战争爆发、民族宗教、恐怖主义等等以外，恐怕就是球迷骚乱和足球腐败了。

　　中国现在在群情激奋围剿假黑贪。平心而论，假黑贪并不是中国的特产。一家有一家的事儿，国情不同，表现形式不同。2001年，中国的足球甲B联赛，为了争夺升A名额，爆发了大规模的假球风波，引发了绵延至今的“黑哨”事件和打黑狂潮。如果有闲心闲力去探寻研究一下异国他乡，没准儿也是花样百出，是是非非，怎一个“球”字了得。

　　人们公认，现代足球发端于英国。但英国足球流氓臭名昭著，英国人自己也为之汗颜惶悚。

　　解剖英国现代足球的历史，读者可以发现，他们当初踢球，不是为了运动，而是为了战斗，换一个概念，往小里说，干脆是为了斗殴。

　　早先，他们用牲畜的膀胱充气做成球；后来，干脆是两军对垒战胜对方后，割下战俘的头颅做成“球”。

　　暴虐、血腥和凶残，如此心态下的踢球，当然不是展现技艺，增强体魄，而是宣泄粗鲁、野性和狂暴。球队比赛时，可以不踢球而专踢人，和打群架斗殴毫无二致，屡屡重伤而视作平常。

　　此项玩意被英国绅士们发现，大喜过望：居然还有可以正大光明群斗群殴地打架的活动。于是，踊跃参与其中，捎带着押宝赌博。这一来，迅速普及推广，而且规模空前，一场足球，动辄千人大战，战场绵延数英里，球过之处，鸡犬不宁，生灵涂炭。

　　英皇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后任曾多次下令禁绝，无奈流风所及，根深蒂固，屡禁而屡不能绝。直到十七世纪，英国足球才稍有点文明样子，在节日里能登堂入“场”，以至成为皇家宠爱。故而，英国足球流氓之所以生生不息，实乃“日不落帝国”家道渊源，积习难除。

　　所以，我们今天看贝克汉姆和欧文，以及英格兰足球队的其他球星们，真正是应当喜爱、推崇加敬佩。他们已经融入当代世界足球和当代体育文明的潮流，技艺超群，风度也不错。

　　说这一段典故，为一个表述：奥林匹克精神是永恒的，是地球人的共同追求；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和完善，又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过程，需要不懈努力，使她尽善尽美，其主旨有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

　　中国足球现在打假扫黑反贪，也是一个过程。假黑贪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于法于情于理都难以见容。这是一场碰撞，这是一场痛苦而艰难的反思与嬗变。

　　没有碰撞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抉择和淘汰，也就不可能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体育，把握足球。

　　人们公认现代足球发端于英国，人们同样公认古代足球发端于中国。追溯和比较两个足球发端，其人文内涵和运动本义判若云霓，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足球发端，大量史料充分说明是“壮士习运之能，英杰游戏之学”，它修身养性，强健体魄，而且，从民间普及到寺观庙宇，乃至衙门宫廷。踢球时，要身如立笔，手如提物，肢体婉转，脚步跳跃，人们以其健身功能喻之为“化食丹”、“发汗散”。它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快乐。所以，“快乐足球”不属米卢首创，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充分实践足球快乐了。史料中不见冠亚军金牌银牌记载，更无巨额奖金，理念绝对纯洁，所以也不见古代有什么“黑哨”。

　　历史发展到公元2001年，第十七足球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中国队在没有日本、韩国和伊朗这些亚洲强队作对手的情况下，歪打正着地出了线，弄得头脑发热发昏直至找不到北，以为自己真的成了足坛高手。

　　现在在反思总结，要给足球“良好的舆论环境”；其实，新闻记者们哪里愿意瞎唱足球反调，他们犯愁的是没有制造足球“良好的舆论环境”的料。君不见，赢了十强赛，那个“舆论环境”岂止是良好，简直是优秀如顶级，宣传得沸反盈天。

　　诸多宣传荒唐之一，便是什么假黑贪，统统不管了，铆足了劲儿把国足的水平捧得晕晕乎乎。记者们争先恐后从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甚至科幻的角度来证明中国队可能或者一定能进十六强。

　　荒唐中的更荒唐在于，有些文章搬出了《水浒》里的大宋朝殿帅府太尉高俅—他九百多年前便踢遍天下无敌手啦！

　　把高俅拉出来证明中国队的强大，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他的精神胜利法之一，是对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们说“老子先前比你们阔”。阿Q也懂得搬用先人。

　　真个要谈足球沿革，高俅算什么玩意儿？他是文学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算不得历史史实。文学创作中，西门庆的水平比高俅还要高得多，谓予不信，《金瓶梅》第十六回里很容易找到。

　　如果高俅和西门庆之类可以拿来佐证中国足球的高超，那么，民间笑话算不算？讲一个试试—

　　一位老太太看世界杯电视转播：杨晨一脚抽射，球不偏不倚，正中门框。老太太鼓掌叫好：“总算射中了。”老伴在旁边说，要射入两门柱间才算。老太太不解地问：“射中柱子，不是比射那一大块空门更难吗？”

　　老太太把杨晨当吕布了。戏台上，百步穿杨，射的是杨柳叶子。吕布平息刘备和纪灵之间的军事纠纷，射中的是“戟”—柱子一样的东西，当作箭靶子。

　　老太太眼里，杨晨球艺之高，可以和吕布媲美；盲目乐观者眼里，十强赛出线后中国足球水平之高，可以用高太尉的当年来说明。电视节目画面里，人们看到狂热镜头之一，是出线后阎世铎来到国足的休息室，高声大喊：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果真如此么？历史在深情地凝视。黑白相间、红白相间的足球，圆周才68-—71公分的小小皮球，曾几何时，衍生滋长出这么多虚假、贪欲、荒唐和欺诈。

　　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五环和五星牵手，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公平竞争精神在2700多年后的今天，由中国担任东道主，将要秉承、光大和弘扬。

　　与此对应，中国足球如此水平低劣和场内外丑恶，能够扬眉吐气而又堂堂正正地面向世界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同步。《周易》中的这个卦辞，清华大学几十年来引以为自己的校训。

　　然而，如何“厚德载物”？历史在深情地凝视：中国备战北京奥运和为2008年的参赛举措，是促进提高还是孤注一掷？是可持续发展还是掐尖子一博？是普及中提高还是一锤子买卖？是中国奥运战略的起始还是中国奥运战略的终结？

　　把全国3000多名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备战北京奥运，体育总局能包揽全部胜算？把省（市、区）和几千个县（市、区）的生机和活力置于何处？

　　现在八九岁、十来岁有潜力的苗子，到2008年有希望脱颖而出。这个过程，备战中如何估算？即便提前物色了，他们长长六七年的训练和培养，离开了知根知底的地方启蒙教练和成长环境，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

　　到2008年，要创造历史最好成绩而水平不够怎么办？

　　种种质疑，应当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崇高的责任感，深切的紧迫感。

　　痛苦而艰难的蜕变

　　新中国体育，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贺龙元帅统率体育大军开始，一代又一代体育人，创造的业绩和辉煌，彪炳千秋，可歌可泣。足球竞技，以它固有的巨大的场地、动辄上万的观众和两军对垒时的气象万千，吸引了全世界亿万拥趸和观众。中国人热切渴盼有一批自己的足球健儿，和其它无数的体育运动队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和列强的抗争中振民心、扬国威。中国人的卫星能够上天，科技能够领先，经济可以腾飞，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可以严防死守……唯独这小小的足球，偏偏是几十年玩儿不转！

　　人们寄希望于改革。改革使东方巨龙插上了双翅，雄姿英发，纵情邀游于五大洲七大洋，全世界瞩目喝彩。偏偏又是足球，改革十年，变成了令人憎恶的怪胎，假球“黑哨”盛行，赛风赛纪恶浊，技术战术低劣，行贿受贿成风，一些球员和裁判，暴发暴富而水平和道德低俗不堪。

　　1992年1月30日，国奥足球队在争夺巴塞罗那奥运会入场券的预赛中，九分钟内被韩国踢进3个球，输给了韩国，被称为“黑色九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看了转播，对国家体委领导说：“你们要胜不骄，败不馁。比赛中韩国的教练员说得很对，一个球队要想上水平，恐怕要十年的功夫方有可能。你们要认真地抓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订一个十年达到什么水平的奋斗目标。”（见1996年6月12日《中国体育报》）

　　1992年6月下旬，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会议明确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方向：足球体制改革，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实体化，成为服务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作为经营手段；球员和教练实行注册制、转会制……

　　转瞬十年过去，中国足球怎么样？总书记的殷殷嘱咐，完成得如何？圈内圈外人都看得清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足球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体育辉煌侧畔的沉舟，是万木葱茏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前的病树。

　　第十七届足球世界杯以后，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一直深藏不露，回避媒体。2002年9月10日，他潇洒亮相，作客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对中国足球十年改革的得与失进行了长篇总结。依然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依然是条分缕析，滴水不漏；依然是计划周全，眼花缭乱……有如一篇工作报告，然而，所有的关键问题，尤其是打假扫黑反贪问题，一概不知所云，言辞闪烁。

　　这次《五环夜话》的题目，是“十年又十年”—谈过去十年和将来十年。阎世铎用漂亮的外交语言几句带过：“足球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前十年足球改革主要解决了足球的生存问题的话，今后十年足球重点就是要解决发展的问题。”

　　很正常、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什么呢？

　　阎世铎说：第一，我们的技战术含量不高。

　　这话用词很专业，但说白了很简单，就是技不如人。不用说和世界一二流强队抗衡，即便三四流，也无法与之角逐。

　　技战术训练，应当是千倍万倍地下苦功。细腻娴熟的脚法，精妙准确的传递，灵敏默契的配合，勇猛寻隙的抢断，迅捷有效的反击，招数多变的射门，等等，中国队哪一样能与人家匹配？

　　阎世铎还说：第二，我们的体能不好……基本只够半场球。

　　只能踢半场球的球员，有什么资格当国足？国足尚且只能踢半场，那些非国足呢？

　　这些运动员的体能到哪儿去了？阎世铎不敢说。

　　四十年前的中国足球队员，一场比赛，跑动路线平均在9000多米，接近一场万米长跑；现在的国足一场跑多少？松松垮垮，养尊处优惯了，哪里还跑得动！

　　我们钦佩和崇敬曾经五连冠的中国女排，长盛不衰的中国乒乓队，美妙绝伦的中国跳水队，还有中国登山队，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中国女足，还有，韩国釜山亚运会上赛出了中国威民族魂的夺取150枚金牌和数不清的奖牌乃至未获奖牌但精神振奋技艺高超的大批健儿……我们的优秀运动员什么时候“体能不好”过？

　　韩日世界杯期间，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和冷彤写过一篇《韩国队地狱训练法目击记》：“看着韩国人训练，觉得体育场就像兵营”；“希丁克满头大汗，亲自指挥全队进行折返跑、高抬腿”；“韩国球员沉默认真得如同军人，没人敢偷懒，没人充大腕”；“必须在球未落地时一脚传回，韩国球员又开始像陀螺般奔命”；“希丁克大声地对每次失误责难，球员发疯似地轮转”……上述这些，韩国足协官员说，只是“最轻松的一堂课”。

　　人家的体能，是这样练出来的；我们的足球队员呢？

　　阎世铎又说：第三，是我们作风不够顽强。

　　顽强这个词儿，哪一个项目的运动队都好说，唯独足球不能说—他们不配。运动队在训练、管理、比赛和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均属正常。但可以说，像足球这么大量地、普遍地、长期地赛风不正、赛纪不严、训练松驰、比赛丢脸、日常散漫的，既是绝无仅有，又是登峰造极。

　　这样的足球管理和体系，不打假球、不吹“黑哨”、不搞行贿受贿，才真正让人奇怪呢！

　　前两年，新华社曾经发过一则消息；几家足球俱乐部联合发表声明—承诺坚决不打假球。球队不打假球，本属天经地义，却要向公众信誓旦旦承诺，而且这承诺由权威的国家通讯社向全国发布。中国足球弄到这个份儿，本身就是苦涩的可笑。当时，球迷们大惑不解地诘问：那些不作承诺的俱乐部，是否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大打假球？

　　国家体育大批权威人士主编的、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足球的章节中有这么一段话：“长期以来，在足球界内外就有不少关于裁判收受贿赂以致执法不公、球队与球队私下交易导致打假球或消极比赛等的传言，反对‘假球’、‘黑哨’和转会中的不公平交易甚至成为贯串1998赛季的强大声音。”

　　这部《体育史》出版三年以后，打假扫黑蔓延成全中国的怒潮狂飙，“传言”已成为铁铸的事实，而阎世铎回顾总结存在的问题，居然只谈到“作风不够顽强”，对积重难返的假黑贪，再一次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体育史》中的另一段话，似乎可以为中国足协作个解释：“由于有关法规建设尚不够完善，作为体育社团的足协缺乏司法介入支持，在调查取证、结案处理上，必然会阻力重重，加上足协自身与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联系，甚至会有某些利益上的联系。这些都为足协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带来了障碍和困难。”

　　三年前的这段“史”记，今天读来，促人联想，发人深思。中国足协“会有某些利益上的联系”，是否为其在打假扫黑反贪中的种种表现做了最好的诠释？

　　阎世铎的“9.10”《五环夜话》，对未来十年充分展望，大方面一二三四，中部分一二三四，小点一二三四，所谈所论，完全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听完之后，咂摸一些具体问题，却使人如坠云里雾里。

　　比如，“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邓小平同志生前的指示，多少年过去了，中国足协怎么到韩日世界杯以后才“形成共识”？

　　比如，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提出：“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第366页）阎世铎的下十年构想怎么一点没想到？

　　再比如，新近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阎世铎同样毫不涉及。《意见》第二十八条的内容非常鲜明，中国足球应当是重灾区：“加强体育队伍的作风建设，切实纠正不正之风，清除腐败行为。体育队伍的作风建设，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标志。某些地方存在的不遵守竞赛规则、扰乱赛场秩序和其他各种腐败行为，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竞赛原则的悖离，与公民道德建设背道而驰。体育界和全社会要切实加强对体育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监督管理，坚决反对使用违禁药物和训练、竞赛中的一切不轨举动，坚决与体育领域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切实维护体育竞赛的公正性和纯洁性。”这一段，如黄钟大吕，雷鸣警示，阎世铎仍是噤若寒蝉。

　　《意见》这一条内容，鲜明地针对实际，反映了党心民心和社会热点焦点，措辞严厉，振聋发聩，当事者对此麻木不仁，空泛地大谈未来十年，怎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大反思和大总结，是为了直面未来，为了构想和创造中国足球美好的未来。“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陈寿：《三国志》）有问题并不可怕，从科学上看，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可怕的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

　　把打假扫黑反贪这一合党心顺民意的举动视为另类，或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或当面一团笑背后一把刀，便属于出尔反尔，口是心非，心理阴暗，不那么磊落光明，不得不让人怀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这就像韩日世界杯，一球未进，一场不平，一场不赢。三个目标全部输光，国足的拙劣暴露无遗，已经清楚是奇耻大辱，反而指鹿为马到处宣扬这是“光荣的耻辱”。

　　“实事求是”这个精辟的词儿是汉代史学家班固发明的，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的严谨态度。毛泽东主席推陈出新，把它变成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命题，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革故鼎新之路。未来的希望也正在于革故鼎新。

　　世界文明史上最常见的“瘟疫”，大约就是腐败。没什么了不起，惩治它，围剿它、禁肃它就是，文明照样发展，社会照样前进。体育的腐败，也并非中国的专利。中国足球的假黑贪腐败，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事，何必还要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呢！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来治理、铲除、遏制它，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正常思维。

　　当代人生而有幸—我们拥有两个世纪。岁月嬗递，世纪交替，这一代体育人应当而且可以给未来一个科学的规划起步，给后人一个可信的圆满交代。

　　足球大反思大总结的沉痛和警醒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判断：中国足球在前十年的基础上，现在，当务之急，应当针对症结、弊端和问题，进行第二次改革。

　　学习和引进国外的经验，完全必要，符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精神。但是，要学习人家优秀的、成功的、可以为我所用的、能结合中国国情的内涵，而不是学形式、学表面、学皮毛。

　　比如，足协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不容回避的现状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非官非商，亦官亦商。“官”不能干的事，足协敢干；“商”不能干的事，足协可干。中国足协以比通常“机关”大几倍的权力，在指挥全国足球，向全国发号施令。体育深化改革，要求“管”和“办”分离，而中国足协“分离”成十足的官方机构，在搞大一统，大垄断，骄横跋扈而不受任何制约。

　　又比如，足球联赛机制，完全必要，引进到中国，却变了味儿。贿赂裁判，收买运动员，“黑哨”满天飞，成了难以根治的顽疾。

　　再比如，足球俱乐部制，国外的俱乐部，大多是一搞几十年，宏观运筹，长远规划。我们的俱乐部，大体可分四种类型：官办型，亦官亦商型，交易型，民办型。我们没有长期稳定的俱乐部体系，很多都是短期行为，搞足球俱乐部不是为了足球，而是为企业的知名度。而且，市场化进程中，法制匮乏，制度缺失，监督乏力，没有约束。政府根本管不到俱乐部。俱乐部有困难有问题了，倒是时时要政府解难题给帮助，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指出：足球俱乐部，财务没有有效监督，偷税漏税情况严重。足球俱乐部的经济不审计，既无内审，也无外审。有消息称，国家税务部门初步框算，足球圈目前逃税额已近3亿元。

　　中国足球的球员，则在技艺拙劣、行为无度、训练疏懒的情况下，热衷于参加联赛，因为，这可以带来高收入。据保守估计，甲A球队队员人均年收入可达50万元，甲B球队队员人均可达25万元，最高和最低收入在200万元至10万元。

　　有一则韩日世界杯期间有趣的花絮，可作反衬—

　　中国队首场零比二输给哥斯达黎加队。记者问哥斯达黎加总统：如果你们的球队打进十六强，您准备给球员发多少奖金？

　　总统回答：我很想给球员发很多的奖金，但我们的国家很穷，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一定将他们请进总统府喝杯咖啡。

　　有必要注释：哥斯达黎加，位于北美洲，国土51100平方公里，人口360万。

　　现行的体制和机制，能把中国足球带进下一届、下下届或更下一届世界杯？不是想入非非，痴人说梦，也是一厢情愿，如鲁迅先生比况，想拔着自家头发离开地球。

　　坚决打假扫黑反贪，净化足球环境，真正公正公平公开，中国足球才有希望；再次改革中国足球体制，真正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足球机制，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强化政府的管理，强化社会的约束，才能彻底根除足球痼疾。

　　反之，足球的反思和总结，如果提提老观点，说说老话题，摆摆老问题，絮絮叨叨地重复如何搞职业联赛啦，如何抓青少年培训啦，如何办球员留洋事务啦，如何选外教搞引进啦，以至于小孩子玩足球踢碎窗户玻璃要不要责骂啦……统统是隔靴搔痒，回避实质。

　　浙江体育人、中国体育人，乃至社会各界，对足球假黑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其言也诚，其心也炽，其情也切，为的是净化足坛，也为的是净化体坛—还中国体育一方净土，还中华体育一个清白。

　　中国的体育，多少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精神的重要体现，成为炎黄子孙的一大骄傲。

　　滋长和蔓延着的体育假黑贪，种种劣迹，种种流弊，种种丑陋，又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大惑不解：“硬碰硬”看本事看水平看技艺的体育，竟然有这么多的龌龊！

　　2001年足球打假扫黑反贪声浪迭起，之后，恰逢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举行。九运会在隆重、热烈、精彩之外，赛场内外一系列假恶丑的事情迭爆，让人大跌眼镜。

　　全国运动会一届接一届，成功经验和成就辉煌之外，已经越来越走向误区：远离“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方针，远离“奥运战略”，远离社会主义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是开国元勋、中国体育总帅贺龙的名言。它是中国体育事业百废待兴百端待理时期的工作指针，也是1979年我国正式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体育走向世界的工作指针，更是今天中华体育雄视五洲问鼎列强为国争光的工作指针。

　　中国体育界上上下下，都熟稔“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有如熟知毛泽东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国务院早就颁布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用以规范具体操作。

　　操作的成绩，有目共睹，无可争议。悉尼奥运扬威，北京申奥成功，都令人瞩目。但是，全运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人不得不认真思索：举办全运会的根本目的是否明确？全运金牌的价值是否真正体现？全运会是否切实办成面向奥运和国际赛场的演练场？

　　从广州九运会看，现在的全运会，有悖《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宗旨，有违“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国争光的方针，有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根本目标。

　　九运会8000多名参赛运动员，各省市自治区，不是自己培养选拔的，而是从别地“交流”来的运动员，竟然高达2000多人。广东的参赛选手，居然有1/5以上不是广东的。广东承办，“全国人民打广东”，当属戏言；揶揄的背后，是业余训练萎缩，基层人才压抑，财大气粗的主儿买别人家的“状元”。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交流之狂热和泛滥，这一届全运会登峰造极。交流本身并不错，适量、适度、适规的制约呢？

　　九运会期间，央视“体育局长论坛”更让全国观众听到了大批不发达省市自治区的心声。西藏的九运会经费才210万元，勉强支付差旅费；贵州则是给了25万元，至访谈当日经费还没有到位。需知，发达地区，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东道主广东几十个亿则更不必说。让大批经济滞后的省市自治区到全运会“陪太子玩玩”，真正是兴师动众而又劳民伤财。临了，每天的“金牌榜”咄咄逼人，让穿土布衣服的在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面前反反复复显示反差、寒碜和困窘。本身基础和起点就是悬殊，金牌的多寡能说明什么？

　　这次广州九运，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查出了使用兴奋剂，可算是破了全运会的纪录。处罚运动员，殊不知，运动员也是受害者，体育生涯受挫之外，生理伤害，贻误终身。处罚教练员、队医，他们往往也是身不由己。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兴奋剂，运动员和教练员用得起？谁让用的？谁签批、支持或者怂恿、默许的？九运预赛期间，就已在西部两省的体育部门查获大量的进口违禁药，仅仅处理运动员、教练员或者队医，这公平吗？让三分之二不用兴奋剂的和三分之一用兴奋剂的（以及用了兴奋剂，手段高明未查出来的）进行比赛，这样肮脏的比赛还有什么意义？

　　国内练兵，选拔人才，是为了到世界大赛竞技展示，奏国歌、升国旗，扬国威。可现在，全运会的一些顶尖选手不能往外派—高层决策者们清楚其中的猫腻，偏偏又让这些“冠军”们在国内大把大把掠金牌，这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全运会实行申办制，由全国各省（市、区）来争办。一旦哪个省（市、区）争办成功了，赛程赛制、项目设置等等，必须照顾，金牌总分则必须拿全国第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这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东道主现象”，各省（市、区）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这样的“全国第一”，又有什么意思？

　　另一个使许多有识之士沉重思索的，是各省（市、区）承办全运会攀比规模、竞逐豪华的问题。

　　各省（市、区）一旦承办全运会，无论开幕式、闭幕式，还是场馆建设和其它，无一不是力求超规格、超气派、超水平，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倾尽全力而劳民伤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家里面的体育竞技，铺张和奢靡的程度，使世界发达国家也瞠目结舌。这个代价，值得吗？

　　这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蜕变过程。面对现实，敞开自我，接受教训，追求未来，应当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照足球，思考体育，改造客观。

　　战斗正未有穷期

　　陈培德作为浙江体育军团主官，加上众所周知他在打假扫黑反贪中一系列“赢得眼球”的表现而成了中国数以万计厅局长中不多见的知名人物，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的贯穿人物，或者换个说法：主人公。

　　足坛和体坛打假扫黑反贪，轰轰烈烈，气势空前，起起伏伏，一波三折。关注足坛和体坛的许多热心人都在问：进展如何？战果如何？前景如何？

　　陈培德的回答，出乎人们意外：我认为，足球打假扫黑反贪，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除足球界和体育界的假黑贪，对此我并不乐观。

　　阶段性成果有目共睹：社会舆论和新闻舆论对假球“黑哨”行贿受贿的关注和愤怒，成为一大热点；人大、政协介入而促使司法介入，冲破了中国足协“行规”的“土围子”，中国足协再也不能一手定乾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包括监察部在内的七个部委成员组成的国家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查处假黑贪有了常设机构；足球裁判龚建平被检察院批捕，“中间人”孙培彦被公安机关通辑；2002年底，国家出台《反兴奋剂法》；2002年的足球甲A联赛，则是赛风好转，“黑哨”大为收敛，比赛环境大为改善……

　　2002年8月，中国体育界又迎来了和煦的春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重要文件公布；国务院召开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全体政治局常委接见全国体工会议代表，并作重要讲话；此前，政治局常委集体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体育工作汇报时，专题谈了中国足球问题……

　　陈培德在喜悦、欣慰和振奋的同时，对足坛和体坛打假扫黑反贪前景仍是不乐观。这个不乐观成了他心头解不开的结。

　　冷静分析，这个不乐观不无道理。

　　龚建平批捕至今，已近半年，法定宣判之时，指日可待。但即便判了又怎么样？人家是自己写悔过书，自己交受贿款，说白了，是自个儿送上门来的。如果只判他一个，岂不应了民间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孙培彦被通辑，好几个月了，至今尚未抓捕归案。他插翅上了天？土遁下了地？理论上应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现如今各式犯罪嫌疑人，动辄便逃往国外，权威部门公布的人数，已有成千上万。孙培彦如若也入了这一伙，即便国际刑警组织配合，恐怕也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据说，在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线索以后，将要“全面出击”。以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今天，“全面出击”的前提，当然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是轻信口供。而这个证据，在一波又一波的“敲山震虎”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打草惊蛇”之后，在一回又一回的有意无意提供串连串供翻供销赃匿迹机会之后，还有多少能吃得准取得实？当初的“隋波案”、“渝沈案”，中国足协并非没有查，兴师动众，最后都是“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现在的“黑哨”们，见多了世面，经久了历练，“经验”老到，能轻易让你取证？

　　何况，假黑贪并非足球和体育的特产。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形形式式的猫腻，常常令人惊愕，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所以，陈培德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述：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我把球传给中国足协，要靠他们临门一脚，看他们如何射门。

　　一个省的体育局长，这官职，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任他怎么冲杀，还能包打天下？

　　陈培德政治上很坚定，肃穆时，严正凛然，令人生畏，使人感佩；陈培德性格上又很天真，出去集体活动，常常不坐小车坐大车，车上谈天说地海侃神聊，惹得满车人一路欢笑，让人笑出眼泪笑疼肚皮。这番天真情结，用之于打假扫黑反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后者明显占了主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曾经满怀希望满怀憧憬，大好的基础大好的氛围，中国足协乃至国家体育总局把足球打假扫黑这面旗帜接过去，义正辞严地号令中国体育界，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彻底铲除滋生在社会主义体育健康肌体上的毒瘤。

　　陈培德在北大学的是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是其中之一，讲求理性和逻辑；然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非逻辑的东西太多，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之中。所以，他的希望和憧憬，在一段时间里，注定要成为一厢情愿，陷入书生意气而屡屡受挫。

　　网络是新兴媒体。新浪网的“打假扫黑反贪”专栏主页有一帧长年累月不愿刷新的陈培德的头像特写画面：沉思的眼，蹙起的额，捂着嘴的手，颇为传神地给上网者递送一个信息：这位体育局长忧心忡忡。陈培德本人，则是一笑之余，大不以为然：那么多照片，干吗偏选这一张！他一直想不起，这是哪位记者先生的杰作。

　　毫无疑问，陈培德堂堂正正的行动，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喝彩、声援和支持。海内外的舆论，有的甚至也为他“忧心忡忡”，担心他的仕途。香港大公报就有鲜明的一例。

　　2002年3月13日，大公报刊发一文，题目十分煽情：《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壮角色》，此文颇为典型，人民日报社办公厅研究室4月2日在第13期《台港澳报刊参阅》中全文作了转发。

　　文章写道，“说陈培德是‘黑马’，更是因为他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他的奔走呼号……几乎注定了陈培德的角色是悲壮的。”

　　文章认为，“政府中的官员无数，就你陈培德跳将出来，还说什么‘我不会考虑个人的得失！’‘只要鲜血能够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也在所不惜！’难道其他官员都是在考虑个人得失吗？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又是什么？”

　　文章的结论是，“不管他的行为多么正当，甚至取得了多么积极的后果，无视‘游戏规则’常常都是不能被原谅的。从陈培德几次慷慨激昂的发言来看，他似乎也预料到了自己可能的结局。”

　　字里行间，这位港记的恻隐之心和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好象陈培德正应了苏曼殊的一联印鉴：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可惜，这位香港记者不了解事态全貌，他的文论建立在一桩错讹的网上消息前提之上；而且，大公报刊发此文之后，全国“两会”胜利召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打假扫黑反贪呼声高涨；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形成通知文件下发，整治足球假黑贪纳入司法范围。

　　然而，“悲壮”一说，不可谓不贴切。不大不小一个地方的厅局长，再怎么干，还能左右得了全国的足球？即便你浙江省，省委人大政府政协再怎么支持，还能管得了全中国绿茵场台前幕后的龌龊腐败？这一场绿茵风波，千秋功罪，谁人能与评说？钱塘志士，一干人等，慷慨悲歌，徒唤奈何。

　　“悲壮”一说，参与“黑哨”调查的同志们也感觉到了，调查中，像浙江省体育局这样配合的太少了，怎么就老觉得揭俱乐部的问题就像给自己政府部门抹黑？

　　杭州多茶楼酒肆，加上天堂一般的西湖周围，无数个景区中连绵错落、星罗棋布的消遣品茗雅处，络绎不绝的游人如过江之鲫。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评说天下大事，骂骂国足臭脚的中气很足。人们喝“龙井”、嗑瓜子时，说到陈培德，居然联想到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

　　这“黑哨”和行贿受贿，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怎么治起来这么难？

　　是明摆着，就像那个童话故事，皇帝光着身子没穿衣服，大家都看见了，偏偏就是不说，还顺着骗子裁缝哄皇帝，说他穿了身绝顶漂亮的新衣服。

　　大家都不说，因为骗子宣布，这身漂亮衣服只有智慧和忠诚的人才看得见；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缺少智慧，对皇帝不忠诚，更不愿意犯上而掉脑袋。

　　偏偏一个小孩子嚷嚷：皇帝光着身子，没有穿衣服。这小孩童言无忌。陈培德就是这样的小孩，直言无忌。

　　直言无忌恰恰犯了官场大忌，不会当官，傻冒一个。

　　这样的傻冒太少，傻得耿直，傻得可爱，要是多几个，“黑哨”们敢这么肆无忌惮？

　　—这样的足球“段子”，茶余饭后，街谈巷议，不断推陈出新，有些很是荒腔走板，却是让球迷们津津乐道。民心和民意，归结起来，仍是一个主题：非常希望狠狠整治假黑贪，又非常担心到头来做做表面文章，对上蒙蔽中央，对下糊弄百姓。

　　陈培德本人呢？这几年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价，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感受得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很有些定力和持力。别人的田如何种，无法左右，他一门心思，要把浙江体育自家的地耕耘好。

　　2002年，浙江体育有一件大事，要举办第十二届省运会，而且，放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意识浓厚的温州承办。“省运会绝不允许办成广州全运会，要干干净净参赛，堂堂正正争分夺牌！”这个严厉的要求，他几乎逢会必说，大声疾呼。

　　温州省运会，对浙江11个市、91个县（市、区）而言，也是个看实力争脸面树形象的大事，因而，同样存在兴奋剂、赛风赛纪、裁判执法、运动员资格等等竞技场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隐患。陈培德和副局长杜兆年煞费苦心，殚精竭虑。求取源头上根治、赛程中严管、赛事后追究的一整套系统管理。

　　选手跨地区人才流动，是竞技体育改革举措之一，成效明显，弊病也随之不断，假引进、雇佣军等等花样翻新。对此，陈培德观点鲜明：“人才必须流动，不流则死；流动必须有序，无序则乱；流动必须适度，失度则滥。”

　　他和华东六省一市的体育局长们达成地域协议：各省市运动会同时举行，一些项目的比赛同步进行。这样，一定程度地避免了相互挖尖子造成的“游击队”。

　　他请公安机关配合运动员资格审查，报名之后，凡年龄、骨龄、户籍、身份不合格的，一律清退。这一招，效果甚好，至2002年8月，已清退的各地选手逾3000人，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加大“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力度，他签拨了比上一届省运会递增一倍的兴奋剂检测专款，实报实销，还可以追加；同时，处理标准高于国家体育总局：凡有一例尿检和血检呈阳性的，整个项目参赛队资格和成绩取消。（其他成员，允许以个人身份参赛，给无辜的队员以竞技机会。）

　　对于假引进和雇佣军，还有一手更绝：各比赛项目金、银、铜牌获得者，省运会结束后，一律到省里集中，参加培训学习；凡无故不参加者，成绩取消，名次重新排列，各代表团奖牌和总分重新核计。而且，明令通知各市，闭幕式后，不要忙着开庆功会，因为最后核检，奖牌数、总分数和名次排行序列都可能有变。

　　各有关单位签订军令状，实行司法介入，随时查处敢于以身试法的裁判，把全国第一例教练员索贿受贿的案犯、浙江田径队跳远组教练金凤送上法庭判刑九年等等。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好自家的事，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浙江绝不允许“灯下黑”。

　　和假黑贪的战斗正未有穷期，“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陈培德执着无悔，痴心不改。

　　足球那档子事儿如何了？

　　(本文完稿于2003年早春，节选于2010年早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