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我从未处心积虑拍过一部电影”

45岁的王全安属于大龄第六代导演之列，至今只拍了5部影片，却几乎每一部都受到柏林电影节的青睐。

　王全安：“我从未处心积虑拍过一部电影”

　　柏林电影节向来青睐王全安。继三年前凭借《图雅的婚事》拿到金熊奖后，今年王全安的《团员》不仅成为此次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还最终拿下最佳编剧银熊奖。不过，在王全安看来，这些得奖作品，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做准备。

　　文 / 李俊 摄影 / 秦斌

　　嗓子哑了。和3年前《图雅的婚事》在柏林电影节拿到金熊奖一样，经历了疲劳、亢奋的电影大战之后，导演王全安感冒了。

　　影片《团圆》是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并最终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第二天就回到北京，没安排通宵庆功宴，也没了当年的那股兴奋劲儿。“回国了，就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他引用了张艺谋的这句话。

　　在北京公寓的柜子里，摆着当年的那支金熊奖杯。回到家，王全安专门把它翻出来，左手一支“金熊”，右手一支“银熊”，掂量了一下，重量都差不多。他开玩笑地说：“可以用来当哑铃健身。不过，这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对哑铃了!”

　　在中国，同样拥有这样一对金银“熊哑铃”的人，是张艺谋（参赛作分别是《红高粱》和《我的父亲母亲》）。今年，两个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陕西籍导演被摆在柏林电影节的大擂台上，最终王全安胜出。

　　45岁的王全安，崛起于最近10年，属于大龄第六代导演之列。从2000年的《月蚀》至今，他只拍摄了5部影片，几乎每一部都受到柏林电影节的亲睐。国外媒体认为，王安全一直聚焦中国当代的困境，是具有独特自我风格的新一代中国导演。

　　“我还从没处心积虑拍过一部电影。”这个生于红色延安的西北汉子很自信，认为前两部拿奖作品，都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现在我很振奋。我终于用了10年时间，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也证明了自己的电影观是正确的。”接下来，王全安要赶紧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

　　“认识余男之前，我就是一个混蛋”

　　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打来电话，通知《团圆》入围今年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当时，王全安正在比利时参加达内兄弟为他举行的一个影展。组委会在看完粗剪的毛片后，对王全安说：“我们想让这部影片成为开幕片。”

　　王全安急了。他反复和对方交涉：“我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导演，还不到做开幕片的份量。我情愿这个片子正正经经地去参赛。”组委会的态度很坚定，开幕片也能参赛。

　　柏林电影节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中，选片向来偏重政治性。《团圆》以国共对峙、两岸分离为大背景，讲述一位离开上海的台湾老兵，50年后重回故里，希望带走当年的爱人。而当年的爱人今已儿孙满堂，两人的决定引发了种种矛盾。

　　“我害怕这片子一开始太受瞩目，劲儿很快就会过去。”王全安说道，“尤其对于那些评委，他们要看20多部电影，后来都被‘折磨’得差不多了。在后半段看到一个不错的电影，就觉得定了。”按照国际电影节评片的“潜规则”，王全安觉得这个安排对影片拿奖很不利。

　　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精通法、英、中三国语言的评委之一余男，站在台上讲了一段煽情的中文致词：“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分开，我们又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接着，她便为王全安的《团圆》颁发了最佳编剧银熊奖。

　　这番话中，一语多关的寓意不言而喻。余男是王全安最近10年的御用女主角，两人也一度相恋，默契程度媲美当年的张艺谋与巩俐。3年前，他们还在这里共同举起了金熊奖。而今，两人劳燕各自飞。

　　“认识余男之前，我就是个混蛋。”王全安说道。为处女作《月蚀》选演员时，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找到了颇有个性的余男。“我的人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宁静、深刻过，过去我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中。和余男一起后，我变了一个人，开始踏踏实实做事情，能够集中精力去驾驭、掌控自己。”

　　在这10年里，两人共同进步。王安全想明白了电影观的问题，而余男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实力派女演员。

　　“我对人生做过计算。从事这个职业，什么时候开始起跑，我需要带什么装备，需要中间加什么燃料，就像准备长跑一样。这些决定了我能跑多远。”王全安告诉记者。

　　他显然是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比起同龄人，王全安更有耐心，甚至从没有为找资金焦虑过。他走的每一步都深思熟虑，包括在拿到金熊奖后，他并没有迅速投身商业电影，而是选择继续拍摄低成本的文艺片《纺织姑娘》与《团圆》。

　　“人生需要一些智慧和偶然”

　　王全安的父亲是延安党校校长。他却从小性格顽劣，非常叛逆。

　　他小时候学过画画，11岁进入延安歌舞团。据王全安自己透露，16岁时他搞到一张毛片，给他爸看：“你一定很惊讶，不要太紧张。我想你需要了解一下，现在我出去，你一个人看。”

　　他也大方向记者承认，在电影学院读表演系时，的确和蒋雯丽谈过恋爱。那时候他27岁，蒋雯丽26岁。1989年,蒋雯丽出演银幕处女作《离离原上草》，饰演一位山区姑娘水秀,而王全安扮演一个有点智障的家族少爷，两人因戏生情，成为当时电影学院郎才女貌的一对。

　　“蒋雯丽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王全安透露，当时蒋雯丽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好学生，“我希望能够跟她学得规矩一点，但事实上，没能成功。”

　　蒋雯丽最近刚完成了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王全安看过这部电影的剧本，原名叫《初潮》，他认为这个名字很好，但蒋雯丽担心通不过电影局审查，最后改了名。

　　“我一直劝她，不要担心审查，要坚持自己。”提起这事，王安全就着急。他作品的题材其实都挺敏感，《团圆》的背景是台湾与内地的对峙状态，《图雅的婚事》则关于一女嫁二夫的故事，但每一次他都能顺利地过审查关。

　　“很多人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什么背景都没有。”王全安说道。他一般会风风火火跑到电影局，急吼吼地催着审片，“人家都以为你疯了。其实他们以前是虐待狂，突然来了一个人，他们就变成了受虐狂。被你催着、赶着，也就让你过了。”

　　这种在体制下生存的狡黠，被王全安称为“智慧”。在生命中几次重大转折中，他的“智慧”都成为扭转命运的灵药。

　　1987年，王全安为了考北京电影学院，和原来的工作单位延安歌舞团动用了各种迂回战术。他首先报考北京舞蹈学院，拿着舞蹈学院的成绩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需要单位介绍信，他就在街上找个刻章的老头帮他伪造了一个章。

　　考取北电表演系后，他必须从原单位调出自己的档案。据他自己透露，某个黄昏经过档案室，他发现门开着，没有人，而桌上刚好摆着自己的档案，便顺手拿走带到电影学院。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管理档案的人问他，档案怎么会被他自己带来，他答道：“因为我们单位非常信任我。”

　　1991年，王全安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便到西影厂写剧本。他在北京某个电影圈内酒会上遇到一人，和他同在门外抽烟。那哥们问：“拍电影能挣钱吗？”王全安答：“别信！”那哥们又问：“那能拍个好电影出来吗？”“太罕见了！不过这比挣钱多点可能。”“你要想拍电影，就来找我，”那哥们说。

　　半年后，西影改制，不发工资了。王全安写完13个剧本后，呆不下去了，才开始想自己拍电影。他给那哥们寄了两个剧本，其中一个就是《月蚀》。几天后，那哥们便汇来10万元钱，“你来北京把这个片子拍完吧，这个剧本我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