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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纳·赫尔佐格:我从不希望进入好莱坞的视野

来源:外滩画报
2010年03月02日17:29
和赫尔佐格这样的疯子导演共同工作经常面临生命危险,有人嘲讽他“也许会在下一部电影把演员钉在大树上”。
和赫尔佐格这样的疯子导演共同工作经常面临生命危险,有人嘲讽他“也许会在下一部电影把演员钉在大树上”。

  B=《外滩画报》

  W=沃纳.赫尔佐格

  B:你曾说,电影节被过高评价了,是不是电影本身也被过高评价了。

  W:是的,两者相比生活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不是指柏林电影节,我是指电影节太多了,全世界一共有3000-4000个电影节,你必须认识到它的实质,电影节仅仅是一项“媒体事件”,而好电影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每年能诞生的真正的好电影大概才只有3-4部,这就是问题。

  B:这种情况是近些年来产生的吗?

  W:不是,这是一种常态,一直以来,真正的好电影每年就只有3-4部。那些电影是你会寄给朋友,告诉他,不得不看的。但是,所有的电影节的参赛片单元都是爆满的,所以这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我认为,全世界每年有4-5个比较权威的电影节就足够了,否则就会出现太多的“电影节电影”,这显然是不健康的。

  B:然而,面对每年只有3-4部好电影产生的概率,作为电影节评委,你怎么办呢?

  W:是啊,我所指的好电影,是指能够流芳百世的那些。我只是7位评委中的一位,而我们的文化背景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余男来自中国,弗朗西斯卡科.曼茨尼(Francesca Comencini)来自意大利,蕾妮.齐薇格来自美国,小说家法拉赫(Nuruddin Farah)来自索马里,何塞.玛利亚.莫拉雷斯(José Maria Morales)来自西班牙,我则来自巴伐利亚,奖项由大家共同决定。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评奖。但你知道,电影节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好电影,我们只能在提交来的电影中选择出最好的一部。

  B:你说你每年只看3-4部电影?

  W:对,我从小就是这样。我11岁才看第一部电影,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电影的存在。当时,那次电影的放映在我所处的巴伐利亚山区的学校里,是一次特殊的活动。我一直不怎么看电影,当然,那些伟大的电影,我都看过。这就像我导演歌剧一样,我从来不以观众的身份观看歌剧,从来不。

  B:那作为评委,你这几天要看20部电影,不是难受死了?

  W:哦,不不,完全不(笑)。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其它评委都觉得疲倦万分,对我来说,则是新鲜刺激,那真是美好。

  B:今年的电影节似乎是围绕着家庭主题的,家庭关系似乎很能反映出人的困境?

  W:也不能这样说,也有其它主题。然而,你发现,今年的许多电影都反射出当今面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多重影响,这是一种心情上的影响,这种悲观的心境在前两年的电影中,几乎很难找到。

  B:你说你没有职业生涯,那你怎么描述你所从事的事业。

  W:哦,那是我的生活。我认识许多电影人,他们对下一部电影的拍摄选择,完全是策略化的,拍什么能快速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就这么做决定,而对我而言,我从未这么思考过,我只拍那些撞进我世界的东西。

  B:那你移居美国之后,那些撞进你世界的东西有所变化了吗?

  W:没有,完全没变。去年,我拍了三部电影,如果我能够快速地找到足够的资金,把所有撞进我世界的东西都拍了,那我一年可以拍上20部电影。

  B:能解释一下,你为何选用尼古拉斯.凯奇作为男主角吗?很难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

  W: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他的电影,我想尼古拉斯并不是布莱德.皮特或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种凭面孔吃饭的演员。我其实一直对他有所关注,据说他也一直关注则我。是他首先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从并澳大利亚联系到了我。60秒钟以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合作的磋商阶段。进入该阶段,一般需要说4-5句话,而我们两个就说了两句话,就发现找不到不一起合作的理由。

  B:你偏爱讨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总爱在各种荒蛮之地拍摄电影,在全球化的波及下,这样的地方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W:哦,我很擅长找地方,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也拍都市剧,我的新片《儿子,你都干了什么》(My Son,My Son,What Have Ye Done)就是在一个人心破碎的城市背景中进行的。不过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擅长在人造的布景下拍摄,在户外,在大自然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我感到更自在。

  B:患有妄想症的儿子杀死了母亲,《儿子,你都干了什么》是你同大卫.林奇合作的,他是监制,你担任编剧和导演,说说你们的合作经历吧。

  W: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我想了很久的故事,灵感来自于古希腊悲剧。大卫.林奇有自己制作公司,已经运作了10年。有一次,我们一起讨论到现在的电影制作成本实在太高了,一部投资3千万美元的电影,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成本,5-10年吗?我们打算在一起发表一个宣言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们提议不如就以一部电影为示范吧,用最好的演员和最低最低的成本,这样的电影立刻就能赚钱。于是,第二天我就动工了,但是他没有参与任何制作。

  B:你一直等到列娜拿到美国护照才同她结了婚。

  W:对,因为根据国际公约,如果她以前苏联人的身份,同我结合的话,就自动会成为一名德国人。我想家里有一个德国人就已经足够了。哈哈!

  B:包括去年的《朗读者》、昆丁.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以及今年的参赛片《犹太人苏斯》(Jew Sus),犹太人大屠杀似乎又成为了电影的热话题,你对这些电影怎么看?你本人对此历史事件还有印象吗?

  W:除了纪录片,我没有看过任何有关大屠杀的电影,连《辛德勒的名单》也没有看过。我当时还很小,已经不记得了,我想这段德国集体意识犯下的野蛮错误,某一部分不能被语言所表达,在其它任何民族、文化或历史中,都找不到相似的可比性。我想这个根本性的错误,还有待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继续反思和发现。

  B:这是否也是你拍电影的潜在动力,试图通过拍电影来补救?

  W:我想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就是希望唤醒德国文化中精髓的那部分,我是指那些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作家、作曲家。战后,曾经有人给弗里茨.朗(Fritz Lang)写信,告诉他德国有新电影人出现,朗回信说,我想今后的德国电影再难出现什么正直的作品了,而朗正是在收到了《生活的讯息》后,收回了这样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奠定了基础,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B:据说你要开一个电影学校,不知道学校办的如何了?

  W:那仅仅是一个组织旅行的理事会。我想学生们每天的上课内容,就是体育运动,比如练拳击,教学目的是帮助他们客服胆怯。学校是一套很大的房子,每个角落都是拳击场,授课内容包括拳击术、翻跟斗、杂耍或者变魔术。能不能成为电影人,我不敢保证,但我的学生一定都身强力壮。如果他们拍不成电影,至少还是以此谋生赚钱。

  B:能否向电影学校的学生们传授一下成为成功电影人的经验?

  W:当出租车司机、屠夫或者到性爱俱乐部充当保镖,直到你赚够拍第一部电影的钱。如今,大家随手都能买到可以拍视频的数码照相机,所以,别再找理由啦。哈哈,这是开玩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两个字——勇气,坚持拍你自己想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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