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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苍南煤商的悲怆新年:一亿元投资打水漂

来源:浙江在线
2010年03月03日02:33
  时报记者 林卿颖

  提到“山西”,吴熊有些激动。他呷了口酒,盯着窗外长叹道:“两个月了。”

  元宵节前夜,苍南县行政中心右侧的国际大酒店热闹非凡。这家仍在试营业的准五星级酒店已将订餐号排到了五天后。这是一年里县城最热闹的时期。

  入夜的霓虹并没有掩饰吴熊的失落。在苍南煤商中,他把自己归类为“最可怜”的那个群体。去年刚刚往山西投了一个多亿,还没来得及生产即被兼并,协议签订后至今两个月仍未拿到补偿款。

  他的老乡黄祥苗却幸运得多。此时,黄祥苗已回到山西。在电话中,黄祥苗告诉记者:“下半年会陆续投产,目前正在全面铺开。”

  由于在山西成功组建煤矿集团,黄祥苗成为山西非本省私营煤矿“放行”的“第一人”。舆论瞬间释放出积蓄已久的乐观情绪。吴熊和其他“套进去”的苍南煤商却谨慎得多,他们现在只希望能早点把钱“讨”回来,然后不再去碰煤矿。

  A

  一纸悬置的协议

  吴熊无奈地说,两个月过去了,“一分钱都没给。”

  同为苍南老乡,吴熊和黄祥苗今年都回到了家乡过春节。吴熊每天关注电视上关于煤改的新闻,黄祥苗本人却在春节一周后成为了新闻。

  2月22日,黄祥苗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正式向外界宣布其投入15亿元,整合兼并10个煤矿,组建昔阳丰汇煤业集团的消息。

  “这是山西省目前唯一一家外省籍民营煤业集团。”黄祥苗称,该集团目前拥有煤炭储量1.8亿吨,开采年限可达50年以上。

  黄祥苗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兼并实际上早在去年10月27日就已完成。那距山西省政府下发“23号文”(《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整整过了一年有余。

  在这份被誉为山西煤改“号角”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兼并重组”将由焦煤集团等国有五大煤矿逐步推进。随后又加入了两家国有兼并主体。

  吴熊买下的那座30万吨小矿,即在去年成为重组对象,兼并主体是山西晋煤集团。

  “去年7月份开始谈判,一直谈不拢,直到今年1月初才把协议签下来。”吴熊说,谈不拢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问题。

  吴熊于2008年5月斥资1.5亿元,买下了这座位于山西忻州的小矿。当时年产量是15万吨,吴熊计划将产能提高到每年30万吨。但还没来得及生产,便收到了停产重组的通知。

  在2008年前的实际操作中,私营小矿的退出路径有三条:兼并、挂靠或转卖。

  随着“23号文”及山西煤改政策的转变,被国有煤矿“兼并”似乎成为私营小矿的唯一出路。吴熊说,至少从他们的尝试来看,挂靠及转卖都是不可能的。

  在与焦煤集团多次谈判未果后,吴熊及附近其他苍南籍矿主开始寻找出路。去年底,吴熊等人远赴北京,试图将自己的矿井挂靠在中煤集团,以取得开矿权。结果中煤集团给出了积极信号,却被山西方面拒绝。

  随后,吴熊等人又说服河南一家国有大型煤矿,希望能以“抱团”形式重新进入,亦遭到拒绝。

  走投无路后,吴熊最终接受了焦煤集团的协议:以1.4亿元的价格兼并重组。

  根据签订的重组协议,50%的兼并款将在10个工作日后支付,另外30%将在合同签订20日内支付。也就是,在1月底前即支付80%的兼并款。

  “常务副县长曾拍着胸脯说,不能保证其他,但至少可以保证50%的款项按时支付。”吴熊无奈地说,两个月过去了,“一分钱都没给。”

  吴熊的遭遇并非个例。另外几位被兼并的苍南籍煤商向记者抱怨,过亿元的项目,兼并协议就跟几万块钱的借款合同一样简单,寥寥数语,甚至“没有具体的还款日期”。

  记者从太原市温州商会及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了解到,目前大部分浙籍煤商均未拿到兼并款。

  “根据我们估算,还有500亿元资金困在山西,而损失在25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B

  不可复制的“样本”

  山西一位副省长表示要当温商“后盾”,结果在山西高层中引起极大争议。

  “朋友们往年过年都是问赚了多少钱,今年不一样,问套进去多少。”吴熊苦笑道。

  1月27日,吴熊回到了家乡苍南。这座偏居浙江南部的温州小县城,曾以造纸业闻名全国,如今其产业经济已落后于邻近的乐清和瑞安。但这并不妨碍它以积聚煤商而换来的另一重显赫声名。

  据苍南县矿山井巷协会的统计显示,苍南人掌握着的矿山井巷工程在全国多达3000个。“温州煤商大部分集中在苍南和平阳。”周德文说,苍南的一些乡镇,甚至多达80%的家庭参与了煤矿投资。

  可观的回报迅速升温山西煤炭开采。2005到2007年,温商在晋投资达到最高峰,涌入资金约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

  2007年,山西开始整顿煤矿,一批有远见的温商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亿元。”周德文说,随着整顿力度从2008年底加剧,这期间进入的煤商基本上还没投产,就被冻在了近450座矿井里。

  这是一次罕见的“运动式”重组。一千多家由民营资本经营的煤矿被迅速叫停。国有资本强势进入,掀起了一场被舆论称作“国进民退”的收购浪潮。

  公众争议并没有减缓山西煤改的步伐。1月5日,山西省政府联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四天后,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表“公开信”,对山西煤炭重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山西省人大进行审查。

  正值此时,丰汇煤业集团的成立,打破了舆论僵局。乐观者甚至称其为“破冰”前兆。

  “黄祥苗的成功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周德文认为,温州煤商输就输在等待上。以“抱团”出名的温州商人,在山西煤改中却没有及时抱团维权,而是消极等待,“不见棺材不落泪”,结果反而丧失了最好时机。

  太原市温州商会会长黄志强却认为,黄祥苗的运作方式并不一定能复制,“山西方面的总体思路已定,高层的立场也很明确”。

  涉足煤矿设备业三十余年的黄志强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举行的温州商会年会中,山西一位副省长曾表示要当温州商人的“后盾”。结果这话在山西高层中引起极大争议。

  吴熊也认为,不管政府态度如何,山西煤改的方向就是有问题的,“公开提出的兼并理由也站不住脚”。

  “比如机械化生产。实际上,很多中小煤矿都是边角料,不适合机械化生产。即便挂个国有大煤矿的名头,具体作业中也只能按传统方式开采。”

  而对于私营煤矿备受指责的安全管理问题,吴熊说,无论是公开还是不公开的事故统计,都表明大煤矿出事并不少,“私营煤矿由于是自己的钱,实际管理中往往比国有煤矿更细致,也更严格,规模越大,只有可能风险越大”。

  “这次回家,大家都很泄气,还有一些人留在山西,也在等着看,这么多血汗钱啊!”

  吴熊告诉记者,3月9日,苍南县人代会将召开。作为人大代表,他要递交的议案之一便是吁请政府出面为老乡“讨债”,“如果欠款迟迟不能兑现,是会出乱子的”。

  C

  遥不可及的希望

  “手头的几千万现在都投到了房地产,北京、海南和温州都有。”

  跟着着急的远不只煤商们。3月1日晚上,刚刚从温州回到太原的徐陈飞给记者打来电话,兴奋地说:“请你们告诉老乡,还是有运作办法的。”

  徐陈飞本人并不做煤矿生意,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山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

  此前一天晚上,山西省政府一位官员跟徐陈飞谈及煤改政策时,称目前并不排斥省外民营资本进入,“但前提是只能挂靠。”

  “也就是说,有实力的浙商仍然可以取得开采权,不过不能单独运作,可以交纳一定的管理费,挂靠在国有大煤矿下。”

  实际上,黄祥苗的丰汇煤业集团即挂靠于昔阳乐平煤炭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昔阳县去年8月25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乐平煤炭投资有限公司由昔阳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

  因此,丰汇煤业集团的组建,并没有改变山西煤改中国有资产“一统江湖”的局面。

  黄志强说,“挂靠”在几年前很普遍,“大拖小”模式不仅能解决管理问题,在联合开发、利益共享上也有优势,很多时候,小煤矿的管理灵活性是大煤矿所不具备的。

  但随着煤改逐步走向纵深,中央政府希望藉由兼并重组杜绝小煤矿的“权钱腐败”,而当地政府则试图解决财富外流的窘境。

  “当地人在煤矿开采中普遍有排外情绪,觉得环境污染了,资源开采了,钱却被外人挣去了。”黄志强表示,煤改的问题,因此远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法律问题,而牵涉政治和观念问题。

  正因为如此,“山西省的政策是时时变的。”黄志强劝诫说,浙江商人对项目的嗅觉很灵敏,哪里挣钱就知道往哪里去,“但别忽视了当地的政策脉络,这往往是致命性的因素。”

  吴熊告诉记者,他身边那些在山西有项目的朋友,基本上都被兼并了,即便有余钱,也不愿意再去走“挂靠”的路。

  “有一位朋友的矿曾挂靠在陕西省煤运集团,结果原来每年能出矿两万多吨,在煤运集团的手上只能出矿13400吨。”吴熊说。

  周德文说,目前留在银行的温州闲置资金有5000多亿,何去何从,这个年过后应该会有一些动作。

  家里已迁至北京的苍南籍煤商谢圣则坦言,虽有朋友把钱转向了内蒙古、河南的煤矿业,但自己不想再涉足山西煤矿业了。他告诉记者,去年初抽逃了一部分资金,目前仍有大笔资金困在山西,“手头的几千万现在都投到了房地产,北京、海南和温州都有。”

  谢圣说,过完这个有点伤心的年,回到北京,全家会好好商量一下,接下去往哪走,“呆是呆不住的”。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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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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