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大校长顾海良：大学应去行政化

　　人民网3月3日北京电（记者徐叔宏）日前，记者就大学行政化、校长职业化、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等教育热点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武大校长顾海良（顾海良的博客）。以下是记者采访实录。

　　记者：温总理近日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也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淡化大学行政化倾向。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顾海良：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涉及到高校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等方面，可以说，这些内容也是我一直以来——从教育部官员到武汉大学领导、从大学党委书记到校长——都在不断地探索和思考、一直坚持和倡导的观点。

　　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探本溯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成因，我们要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审视这个问题。关于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我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就提出过。当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提法，是在以往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出现过的表述。我当时的理解就是，现在应该是提出校长职业化的时候了。

　　其实，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可以放在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这个总题目下来思考。此二者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趋向，也是回归大学本原、彰显大学本质、实现大学使命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全面提高等教育质量，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的制度条件。

　　记者：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确实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呢？

　　顾海良：我们这个时呼唤杰出的教育家，大学校长职业化就是时代的要求。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急剧变化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也是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增长和调整的重要时期，正在其内涵、结构、理念、制度等层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样一种急剧变动的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大学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摆脱行政附属的地位，相对独立性在日益增强，社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所大学是否成功、是否出色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人才的培养是不是符合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赞誉。同时高等教育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它还承载着以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任。而这一切，都与学校领导者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环顾古今中外，一个杰出的教育家，首先是教育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能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有创造性的成果。

　　我在高校工作多年，也在教育部任职多年，我有着特殊的经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我都教过，所以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比较了解。在我看来，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是空白，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不惟如此，“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也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有些人虽然当上了大学校长，却是一副苦行僧的样子，一退休就感觉浑身轻松，对教育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和冲动，自然也没有感受到创造的快乐。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此外，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的时期，教育的世俗化、市场化倾向，使得一些教育管理者、教师缺乏教育学的基本修养，缺乏对现代教育的正确理解，不能自觉地把教育当成一个职业来对待。时代已经发展到了现代教育的阶段，应该承认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先生就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

　　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中国能否出现杰出的教育家，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赞成把教育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方面作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尝试；同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做很多事情。不能永远期望等待整个环境改变后再来做事情，消极的心态永远进步不了，应该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失败，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记者：看来，确实如您所言，大学淡化行政化倾向或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那么，您以为在当前有哪些实现途径呢？

　　顾海良：在我国，《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大学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大学要回归本位，去行政化，须首先厘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前提下，明确界定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改变当前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应该是今后高校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但这不是高等教育内部孤立的一项改革，而是需要积极思考，认真调研，统筹兼顾，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其次，要正确对待大学去行政化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制度，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领导管理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这一体制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我多年来通过课题研究和实践探索，理解其具体可分解为5个基本构件：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制度保障。具体地说，前三个方面分别指向学校基本资源配置，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来讲，这些资源是最根本的，能否达到最优配置，是学校建设好坏的根本，也是有效克服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的根本。

　　记者：《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对此，您有什么思考？

　　顾海良：学术委员会在民主办学中的作用，《高等教育法》已有明确规定。《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发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想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而且要通过章程建设，赋予其应有的权力，明确其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地位。

　　关于教授治学，我有四个观点：其一，教授治学是优化高校管理体制结构的根本。一方面，当前的大学管理是一种非常复杂、难度很大、富有职业特点的管理活动，需要有讲政治、懂得高等教育规律和管理科学的职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但也需要发挥教授在教育教学和学术发展和管理中的作用，依靠教授治学。另一方面，在高校，体制结构与党委的核心地位、校长的行政负责地位和教授的学术地位有着内在联系。这三方面可以演绎成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管理和教授的学术权威组成的高校管理体制结构。高校体制结构的合理化，不仅有赖于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作用的发挥，而且还要依靠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学术主导和指导作用。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的和有效的结合，才能优化高校的体制结构，发挥最佳的体制功能。离开了教授治学，就可能使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校长的“全面负责”失去根基和依据，就可能使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失去方向和基础。

　　其二，教授治学是大学提高高校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回归学术本位的根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既是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体，也是教育教学管理和学术管理的主体。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在学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高校的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的、深邃的理解，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在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依靠教授治学，才能完善高校管理体制，形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

　　其三，教授治学还是完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因此，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完善高校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

　　最后，教授治学不是教授治校。“治校”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比“治学”更为复杂和更为宽泛的管理过程。所以，教授治学也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统一领导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负责，相反，它只能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只有既发挥教授治学的优势，又发挥高校党委和校长治校的优势，才能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记者：《规划纲要》提出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对此，您10年来在主政武汉大学的办学治校实践中，有哪些见解和经验？

　　顾海良：关于学术自由，我认为主要有三个要点：其一，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当然，学术自由不是胡言乱语。我们现在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能对任何他懂或不懂的问题发表观点，我想这不是学术自由的表现，学术自由就是要阐明自己深入研究的学术观点。其二，学术自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譬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有着重大而显著的社会性、历史性。所以，学术自由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观点的宣扬不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而是能够直面社会，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的进步，引导社会文明的发展。能达到这种要求，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意义的；不能达到或起到相反的作用，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没意义的。其三，学术自由也是学术尊重的集中体现。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境界。学术自由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学术自由也不是违反学术道德，或者出现学术的失败、学术道德的败坏。学术自由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一种体现或者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指本人，而是所有的同行学者和不同行学者。尊重学术，不仅是自己的学术，而且包括所有同行和所有科学研究的学术。

　　关于宽松学术环境的营造，我认为这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也是大学保持不竭创新动力的源头活水。我曾经撰文提出，大学之大，首先在于大学者、大学术。尊重学者、崇尚学术，也自然成为大学不懈的价值追求。尊重学者，就是要尊重学者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大学讲究“四个尊重”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营造和谐学术天地、优良学术环境的根本所在。在大学，尊重学者首要的是为学者们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提供宽松、宽容和宽厚的环境和条件，为新思想种芽的成长提供阳光和沃土。倡扬“三宽”，就是要尊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增强学术研究的自由，就是要尊重学者的个性，尊重他们学术探究的成就，包容他们学术探究中的失误。营造宽松学术环境，就是从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品质诸方面入手，建立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尊重知识和创造的学术氛围，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术风格。大学向来是不同思想观点生成、聚汇、碰撞、激荡的场域，是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园地。在科学研究中形成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争奇斗艳、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是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风范的基本要素。

　　百余年来，尊重学者、崇尚学术，已经成为武汉大学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回顾武汉大学116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的精神和生命所在就是对学者的尊重、对学术的崇尚。今天，不管时代和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所大学如何做到尊重学者、崇尚学术，仍然是检验和衡量其发展水平、发展内涵和发展前景的根本所在。在庆祝武汉大学建校115周年暨纪念西迁乐山70周年时，我们曾对乐山时期“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办学精神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在去年庆祝建校116周年之际，我们以高尚荫、王之卓、韩德培等先生百年诞辰为契机，开展“尊重学者、崇尚学术”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缅怀为武汉大学学术和学科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大师们。我一向坚持认为，办好一所大学，无疑需要很多条件。良好的生源、一流的设备、充足的资金等不可或缺，“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是一所大学的核心要素。而其中，至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有大师级的学人，我们通过纪念活动走进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世界，感悟他们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领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深广的学术气度，弘扬由他们确立的百年武大的学术精神，进一步凝练属于我们的大学精神，从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肩负起传承历史、创造未来的使命。

　　顾海良的博客： (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