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中国模式”是学术研究 世界没有炒作

　　中国江苏网北京报道：

　　对话人物：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对话动机：2009年中国成功“保八”， 国内媒体上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报道屡见不鲜，这是国际社会的风潮？还是恶意炒作？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否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发展？

　　主要观点：中国模式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会付出更多的代价，一个社会的良性的发展，就是要靠不断的在发展过程之中给弱势群体进行系统的，制度性的补偿。社会福利就是一种补偿。

　　精彩言论：一个成熟的大国的公民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公民。一个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民族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是没有信心的民族。首先是自我批判，然后才会有信心，因为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民族就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

　　中国模式继续发展会付出更多代价

　　主持人：您眼中的中国模式是个什么样的？

　　丁学良：中国模式最重要是三个部分的模式，一个是中国模式中的政治部分，政治权利部分，这一点很重要的。第二个中国模式的社会秩序，控制社会，不能乱了。第三个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向，GDP挂帅，要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发展，GDP挂帅，要用非常简单化的语言就是这些，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模式存在一些问题。

　　丁学良：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您觉得这种模式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能不能再保持中国的这种继续的发展？

　　丁学良：他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模式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很多一些具体的成果是靠着巨大的代价来取得的。如果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还要继续以以前的方式这样下去的话，他将付出更多的代价。到一定关键点上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状态，以至于算一笔帐，当然从学者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那些操作者也有他的方向。大到后来就不好说了。

　　这个代价很多的，比如说对社会公认的迫使，甚至是破坏，对社会和谐的压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夺，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对社会生态的损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腐败问题，虽然保持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这么一种势头，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聚集的成果未必能在这个社会里得到广泛的分享，这都是代价。比如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对农村的剥夺，对农民的剥夺，我觉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土地，土地的产权。土地应该是农民的。他们并没有获得宪法上所保障的对土地产权的基本意义。

　　主持人：在欧洲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这种发展过程中，他们有没有过一些战略性的调整？

　　丁学良：他们以前战略性的挑战不是靠统治者做出来的，而是靠社会不断的反抗产生调整，英国就是，澳大利亚就是，美国也是。他们经历过很多，工人反抗，农民反抗，然后共产党起来了，工会，农会，政党起来了，医务人员有自己的代表，妇女权益起来了，童工权益起来了，不断的这些反抗，不断的这些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让步。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得最初的这个阶段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丁学良：不能说都会，有的社会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取得一点点进步，有的社会里面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以取得显著的进步，这才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一个制度的优越性不是这个社会里面没有问题，而是人们为了改变这些问题付出的代价较小。

　　“中国模式”是学术研究 世界上没有炒作

　　主持人：现在中国一些媒体上看到很多西方对于中国模式一种炒作，但是也看到在冷战期间可能对前苏联，或者是日本，都曾经有过这种讨论，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整体来看，西方还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现在中国模式这种大讨论会不会重蹈苏联和日本这种覆辙？

　　丁学良：炒作是中国媒体自己之间炒。学术研究不能叫炒作。全世界几十万专家学者做研究，他们有的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有的人对那个问题感兴趣，有的人对这个国家感兴趣，有的人对那个国家感兴趣，这都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会说全世界有几千万的医生天天在炒作人的身体健康，没有人这样说话。

　　主持人： 关于中国模式也好，或者另外一个模式也好，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重要吗？

　　丁学良：当然重要，模式决定了从哪个领域里面发出多少资源，从哪个领域里面要作出重大的牺牲。

　　主持人：如果调整的话，您觉得最应该调整的都有哪些？

　　丁学良：应该调整的地方多了，第一个不要天天讲搞什么和谐社会，一步一步的上去，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天天讲什么生态文明，到现在为止仍然对大自然残酷的剥夺来为GDP挂帅，支撑。一个社会的良性的发展，就是要靠不断的在发展过程之中给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因为他们是在之前所取得的成果所付出最多代价的，无论是在西方民主，还是早年在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之中，都是这样做的。补偿是一个社会制度，补偿并不是把人家口袋里多放一个马铃薯，社会福利就是补偿。要进行系统的，制度性的补偿。

　　成熟的大国公民是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公民

　　主持人：现在中国模式在全世界这种宣传，您怎么看？

　　丁学良：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当时他们认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当时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制度要在全世界取胜的，他们很多的做法是按照这个目标来设计的，中国从来不具有这样的现象。中国从1949年以后建立政权以后，从来就没有对自己国家树立过信心。中国缺了很多东西，其中缺的一样就是信心。

　　主持人：您觉得一个成熟的大国公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丁学良：一个成熟的大国的公民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公民。一个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民族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是没有信心的民族。首先是自我批判，然后才会有信心，因为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民族就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