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
80后、90后农民工已彻底告别土地，梦想扎根城市。但身份的藩篱和微薄的薪水让这个梦想依然有些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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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过后，广东东莞清溪镇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遍地的工厂区涌出，他们穿着工衣，衣服上印着所在工厂的名称。
山不转水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里打工的农民工换了一批又一批。如今在工厂打工的主力，已经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这个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1.5亿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60％，近1亿人。
相对于他们的父辈，年轻的农民工们已彻底被城市征服。他们在家乡没有根，留恋城市的美好，又心存畏惧；他们已接受了全新的时代观，又缺乏与之相对应的身份及经济能力。他们依然是一群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
“中国制造”是否会因他们而变？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为他们而破除？
只身“闯荡江湖”
南珊正是一名80后新生代外来工，出生于湖北，如今在清溪镇一个港资企业打工。
由于不包吃住，南珊只能在外面租房子，工厂区总会有很多民房出租，月租在200元左右。这些专为外来工准备的小楼看上去很新，干干净净，但据南珊说，其实很乱，年前被小偷光顾是常事。
上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来料加工业率先兴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大批农民工南下，造就广东的经济繁荣。50后、60后、70后农民工，见证了改革开放二三十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进入新世纪，80后也步入了成人社会，他们也跟随父辈的步伐，奔向珠三角或是长三角。
南珊就是在那个时候只身出来“闯荡江湖”的，她去过深圳，被工厂骗过，与职业介绍所的人打过架，身上有种湖北人的倔劲。“现在我可没有当年的劲头了，可能是年纪大了，变沉稳了，人是会变的。”
早年，南珊的父母也在外面打工，供养家里的三个孩子，现在，南珊90后的妹妹也出来打工了，一家人都在外面，“家里都没人了，只有个空房子在那里。”
“不想委屈自己”
有段时间，南珊的母亲也来到东莞和南珊一起打工，南珊原希望这样能照顾母亲。然而，母亲只待了1个月，瘦了5斤之后，就去了长三角。
南珊说，她找工作还可以挑挑拣拣，但老一辈人就很难了，现在工厂不招年纪大的人，即便找到了工作，也是薪水极低。
“我妈赚的钱不多，为了省钱，她不吃工厂5元的饭，每顿只吃两个馒头。”南珊说，她如果一顿饭只吃馒头肯定受不了。外面小摊上的东西尽管便宜但不卫生，吃了就会长痘痘或是闹肚子，她也不敢吃。
南珊平均一个星期都会逛一次街，她会去买雅芳的套装化妆品，买60多元看中的衣服，高兴了去外面吃一顿“大餐”。南珊说：“在外面本来就很辛苦，不想还委屈自己。”
而在母亲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月薪仅有1200元的人应有的消费。
“太浪费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节省。”南珊的母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对女儿的消费观念有些不大满意。
这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有着最淳朴的观念：在外面打工就是要辛苦些，多赚点钱，拿回家里，盖房子，不欠别人的钱，这样在家乡会很有面子。他们老夫妻每年还能存个四五千元。
而南珊自从弟弟妹妹出来后，就没怎么往家里寄钱。“我还希望给自己存点嫁妆钱，或是将来做一点别的事情。”南珊说。
1984年出生的安徽人刘宣也是如此。他出来打工时才19岁，现在给东莞一家工厂的老板做助理，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元，但这么多年来似乎经常“月光”，房租200元、电话费100多元、生活用品、偶尔跟哥们出去玩玩，“钱也不知道怎么花的，反正一下子就花没了。”
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东莞市田联电子厂人事部主管刘辰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工厂有80%的员工都是80后、90后的。”
刘辰认为，老一代员工比较理想化，新一代则非常现实，较少考虑对企业的感情，如果企业不提升薪水，就会马上面临员工流失的风险。而时下招工确实比较难。最近他们工厂也提升了员工薪水。
同时，他也认为，务实的新一代外来工对于本职工作更加认真负责，更职业，不需要重复强调规范性条款。“我并不认为新一代外来工更难管理，主要是要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不仅如此，新生代外来工维权意识远较老一代农民工强，变得越来越“不好惹”。
去年，南珊在深圳不小心进了家不正规的工厂，一天假都没有，还要上夜班，如果老板心情好，就会每月发1000元钱，如果心情不好就没有了。
“我只干了3个月就出来了，到现在也没拿到应得的工钱。”南珊说。
遇到这样的事情，外来工一般会选择忍让，走人了事。南珊则选择了法律维权，她带着一干姐妹到当地的劳动站告状，又通过网络找到一家为外来工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深圳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寻求帮助。
“他们说这是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可以帮我们讨回工资，教我们怎么做，用正确的途径和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南珊说道。
徘徊在城乡之间
“现在，家里的老人都在帮我张罗个男朋友，但我不喜欢家乡的男孩子，我希望能够在城里找一个同样出来打工的人。”一听说爸妈要在春节期间给她介绍男朋友，南珊就气得不想回家了。
不过，南珊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有些迷茫。但她不愿回老家。她说，家乡确实也冒出不少工厂，每天8小时工作制，很轻松，但每月只能拿到800元钱，太少了。“在家乡没什么发展。”
南珊在家里还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土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早已失去了意义。“我的父母都懒得种地，出去打工了，我还守着那土地做什么，都荒掉了。”南珊说，在她的家乡，如今只有老人、孩子和没人种的荒地。
然而要留在城市扎根，又谈何容易。
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民工城市化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代外来工最终会回到农村，第二代在城里出生的外来工子女虽然过着城市的生活，但由于户籍、家庭收入等问题，身份地位与城市人有距离，成为半个城市化居民。
“而在农村出生的第二代外来工，又不会再回去做农活，目前也只是在城市化的边缘徘徊。”彭澎说。
不过南珊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等到更成熟点，就准备去做点小生意，“我想以后可以开个店，卖衣服。”
最近，南珊又想着去杭州，她听说长三角的薪水比珠三角要高，一个月能拿到1800元。时下，东莞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厂都行动了，但她所在的厂还没有动静，“再不提薪我就另谋高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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