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王丹雪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他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也把解析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房、车、工资等非学术层面。
纪校长们很可爱，说的都是心里话：没了级别，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原来行政级别给这些校长最直观的感受除了待遇，还是待遇。但他们却没说出，去行政化对大学管理的影响。
高等教育事关国计民生。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近年的高等教育让人不敢恭维，论文造假、腐败、潜规则等，在教授队伍日渐其盛，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却寥若晨星。政校不分，管办不离的体制是主因。行政级别扰乱了学术秩序，完全背离学术发展。
我们的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官员办学，比照官员管理制度的大学校长角色定位模糊。校长首先应是教育管理专家，懂教育规律，懂管理，有领导力。管理能力应是大学校长的第一能力，但我国现行做法对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科研能力过于偏重，而管理能力反在其次或更次。
大学校长按行政定级，既不符合一个文明古国的传统习俗，也没有体现出大教育领袖的现代精神。过去那些作为教育家和社会贤达的大学校长，其社会地位让人高山仰止。如今的大学校长多是默默无闻于官场或实验室。
新教育改革纲要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确属力克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关键举措。纪宝成们认为，没了行政级别等于失去了尊严。大学校长需要的尊重不是来自行政级别，而是管理能力。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那些著名大学校长，如吴玉章、陈垣、马寅初等，他们中有的官居高位，有的在本学术领域声名卓著，但他们被评价为教育家，并不在于职位高低或学术贡献大小，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
如何以制度促成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应根据现实国情，挖掘历史优良传统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创造有利于大学校长成长的制度与环境。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这是办大学的必由之路。管理的归管理，学术的归学术。如果大学校长仅仅盯住官场级别和待遇标准，那就是高教的不幸，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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