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潜伏难题实为吏治问题 病因在于一把手体制

　　破解腐败长期潜伏难题

　　文/邵道生

　　在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中，怎样破解贪官长期潜伏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所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然而归根到底，则是一个如何吏治的问题。

　　“有本事”还要“靠得住”

　　长期潜伏的巨贪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本事”但“靠不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批位高权重的贪官？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当初选官的时候只注意了“有本事”和“有能耐”，忽略了是不是“靠得住”，结果让一批心术不正的人混进了官场。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治官之法，那些原本还算是“靠得住”的“有本事”的贪官，慢慢地蜕变，变成“靠不住”了。

　　怎么办？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安危在号令，存亡在所任’。用人上的不良之风，影响坏，危害大。反对腐败必须坚决把住选人关，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所以在选拔用人问题上一定要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坚持公道正派选人用人。

　　对此要把好“三关”：一是“用人关”，将“靠得住”和“有本事”的人选进来，不能让“党的陌路人”混进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二是“制度关”，用制度来管理、监督干部，让“有本事”的人永远“靠得住”。三是“淘汰关”，将一批“靠不住”的“有本事”之人坚决而彻底地清除出领导干部队伍。这“三关”把好了，贪官潜伏的源头就清除了。

　　“苗头性问题”不仅是小节

　　当今，除了“党的陌路人”坚决不能用外，另一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的那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干部亦不能重用。“苗头性问题”一般是“两面人”的重要指标，领导干部走向腐败深渊往往是从“苗头性问题”开始的。

　　什么叫“苗头性问题”？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然而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令人深思的“社会学概念”。譬如，一个领导干部的外号极多又极差时；一个领导干部的家族系统都当官、都暴富时；一个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夫人莫名其妙地出了国，在国外还有资产或一掷千金时；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富朋友、没有穷朋友，整天只是围着款爷转；一个领导干部的周围经常有漂亮、时髦的女性出入，外出公干、考察都有靓丽女子相伴时，甚至情人、二奶一大帮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看一看长期潜伏的巨贪哪一个不是从这些“苗头性问题”发展起来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领导却认为这是“小节”问题，面对自己喜欢的干部，尽管存在一大堆“苗头性问题”，不仅充耳不闻、不理不睬，反而百般为其包庇、开脱，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结果呢？祸害无穷。所以，对这类“苗头性问题”该“诫勉谈话”时就得“诫勉谈话”，该“拿下”时就得“拿下”，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了，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破解贪官长期潜伏问题。

　　反腐败不能“点到为止”

　　当今贪官长期潜伏的问题相当突出，然而有几个主要负责人因此而被问责了的？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个长期潜伏的巨贪被送上了审判台，有些地方就津津乐道反腐败的成绩，而不去总结这个贪官为什么能长期潜伏，将有些地方领导在管理干部中的“用人失察”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对这个贪官为什么能“带病提拔”、“带病上岗”、“边腐边升”等严重问题或是置之不理或是装聋作哑。

　　如果认为每一个长期潜伏着的巨贪都有“保护伞”，过于绝对；然而从根本上忽略巨贪们的“保护伞”，那是很不负责任的。譬如说，在当今的一些地方上的反腐败斗争中，腐败案子刚刚搬上来，有的查案查到节骨眼儿时，反贪机关就会感到阻力重重，黑幕如壁，甚至达到查不下去的程度，一股巨大的无形的腐败保护势力就会袭来。阻力来自何方？来自于官官相护的“生物链”，有的甚至是直接管理自己的领导机关或主要负责人，不少大案不得不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有的人认为，拿下现在的贪官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若是再去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恐怕不仅仅会“吃力不讨好”，更严重的是会留下严重的官场“后遗症”，影响主要负责人的“政绩”……为此，一些地方的反腐败也就只能点到为止，至于民意中留下的众多需要穷追猛打的问题，也就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用人失察”责任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若是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解决官场中的“用人腐败”、“人事腐败”、“吏治腐败”问题就有很大的难度。

　　改革“一把手体制”

　　一把手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一直是执政党试图解决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腐败高发、频发的原因，也是巨贪得以长期潜伏的重要原因。

　　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后，就变成了“谁都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非常得意地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就这样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今社会流传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不正常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巨贪潜伏的有利条件之一。

　　县级纪委监督县委书记理论上可能，但是实际上却很难。一些县级纪委书记说：“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确实难度太大，难以监督”，“说实在的，一个副职要是敢于同县委书记持不同意见，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所以，在一把手过于强大的今天，应该强调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逐步地将监督部门“剥离”出去，“弱化”被异化了的一把手对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控权”。

　　如今，体制内的反腐机关的反腐败劲头挺大，却存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搞运动的痕迹：我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到那里，我没动的、碰的，你们亦不准动、不准碰；而处于体制外的广大群众则“想干又无事干”、“想使劲又使不上劲”。所以，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只重视体制内的监督而不太重视体制外监督的格局。

　　为此，权力要优化、要分散，不仅要大力改变传统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人治式选官模式，要废除一把手“承包制”模式，更要避免“人权、财权和物权”都集中于一把手的身上，要注意那种“程序上的公正而实质上腐败”的选官形式，实行“三重一大”（重点项目、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以及大额金额）的集体讨论制度，并且应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正职不能在会前定调，而应该实行集体研究的“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要渐渐让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改变当今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

　　发挥舆论监督的威力

　　纵观国外的反腐经验，社会舆论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今贪官一落马，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在没有出事以前呢？尽管劣迹斑斑路人皆知，然而仍是“莺歌燕舞”，仍是“一片大好形势”……什么原因？不少地方媒体类似“远程导弹战略部队”，对几千公里以外的目标瞄得准，战斗力也很强，威慑力、杀伤力都很强……而对近地点就哑了火，执行的是“四避原则”：即避近就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大就小。当然，在现实环境下，这也是媒体不得已的生存之道。

　　如今，在舆论监督这个问题上，“网络监督”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尽管当今的“网络监督”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的自由、开放、迅速、虚拟从而带给网络监督者相对安全的特质，为舆论监督松了绑。“周久耕事件”、 “封口费事件”、深圳“猥亵门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门事件”……这些事件都因为网络的监督迅速集合成了强大的民意而使事件发生了急剧转向，使其成为万众瞩目的公众话题而使问题解决进入了快速通道。网络称得上“符合舆论民主理念的传播形式”。

　　所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不仅仅要升级传统的监督方式，更要重视网络的作用，让网络舆论作为“原生态”的公众意见，真实地反映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以舆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让潜伏的贪官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