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 题记 83岁的巢峰给我的第一印象就颠覆了我对年龄的偏见。他几年前搬进位于延安西路一个时髦的新楼盘，在偌大的房子里，各种版本齐全的《辞海》分列在书橱中。他虽戴着老花镜，手里把玩的可不是紫砂茶壶或铁蛋子，而是一只时尚潮人爱玩的手持阅读器。事先，早就有人跟我“爆料”说，老巢最近有了新宠，在辞书出版社进进出出，时常能看见他埋头于手中的平板儿，琢磨着还有啥新功能可开发，其状十分可爱。
直到亲眼所见，我终于信了。
巢峰手里的阅读器是近来狂销7万套的2009年出版的《辞海》(第六版)的衍生产品。此次编纂的《辞海》，首次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手持阅读器。这不，新品还未正式投入市场，老巢就弄了一个样品先玩起来。巢峰说：“人会老去，《辞海》不会。目前国内的一些电纸书厂商最大的"瓶颈"只是在卖硬件，内容资源跟不上，而《辞海》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平台，又是一种生命力的延续。”老小孩儿当即提出，要跟记者比试查《辞海》的速度。查的是被《辞海》(第六版)收入其中的热词“蜗居”，他的手持阅读器当仁不让地胜了我，这个编了一辈子《辞海》的老头儿仰头哈哈地笑，十分得意，十分天真。
去年年底，巢峰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名单。令人伤感的是，名单中很多名字都打上黑框，韦君宜、叶至善、边春光、严文井、赵家璧、钱君匋、胡道静、罗竹风、舒新城……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如今却已然离去。空下来，巢峰会对着这些名字一看很久，特别是罗竹风、舒新城二位，都跟《辞海》有着道不尽的渊源。如今，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上，他们“小团圆”了，老巢早已看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交谈中，我发现巢峰对社会文化事业始终抱有热忱，始终充满反思精神。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领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费，况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用积累下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了“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他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他说，《辞海》过去的编写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有点过时了。那个千军万马、劳师动众的投入，实在可以动脑筋改革一下。他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收词可以在网上搞，《辞海》的作者总要由年轻人来担任，不能总是我们这些老头儿……
我们的对话，片刻没离开过《辞海》，偶尔我将话头扯出去，老人总能适时地兜回来。83岁的他，每天还坚持去出版社上班，想的也都是《辞海》那些事。我曾用当代青年的思维去揣测，一个一辈子活在《辞海》这桩事中的人生，究竟是种不幸还是幸福？通过巢老一下午声音高亢、目光矍铄，能准确地记得每一件与《辞海》有关的往事，并用他并不标准、带有阜宁腔的普通话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逐渐找到了答案。
两个“不曾想”两个“难忘怀” 经历过《辞海》40年编纂修订工作的巢峰，在2009年第六版《辞海》面世前曾忧心忡忡：因为工具书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总是上市火爆一阵，然后发行量逐步递减。在人们习惯用Google、“百度知道”代替传统工具书查阅的当下，新版《辞海》能够打破“怪圈”吗？
如今，上市4个多月卖了7万套这一事实打破了老巢的忧虑。巢峰认为，新版《辞海》彩图本的旺销，与其十年一修是分不开的。社会形势和科学技术文化等天天变化，如果不加修订和编纂，工具书就没有生命力。
巢峰对很久以前的事记得非常清楚。他告诉我说：“其实《辞海》一直是畅销书，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辞海》自第二版(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出版以来，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近600万套。各学科的分册销售已近2000万册啦！”1975年，当时的巢峰顶着“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下”到辞海编辑室，未曾想过自己将与《辞海》相伴40多年。
同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辞海》(第三版)面市的盛况：当时全国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在那个历史转型期，新版《辞海》是带着300多万册的印数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是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巢峰回忆说，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是36元，而《辞海》缩印本的定价是22.20元，并不便宜。因为供不应求，一本《辞海》当时的黑市价居然卖到44.40元。上海工具书店被蜂拥而来的人挤得没法了，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土政策”。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还留存着对那本绿封面精装的《辞海》的记忆，“70后”当年几乎都在父母亲的书架上或结婚照片下见过它的“身影”；而父母一辈人，直到现在还会把它作为怀旧的一抹念想。
“《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巢峰说，1979年版《辞海》修订有件令他难忘的事。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告诉他的机要秘书，千万转告《辞海》编辑部，杨度晚期加入了共产党，并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未能公开。周恩来嘱托，新版《辞海》上若有“杨度”这一条目，千万要把他后期这段历史写清楚。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1979年版的《辞海》将杨度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巢峰说。
《辞海》生命力在“十年一修” “29年前，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1981年1月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这次会议上，这些人切身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建国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1979年出版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错误。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的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和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开机仪式”相比，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已是第四次，如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很可能悄无声息。
巢峰说，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年推出的第六版《辞海》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大量现代汉语。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条目。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被删去，这次词条改幅超过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10%。
“这一看似惯常的做法，当年可是经历过巨大的冒险的。”巢峰告诉我，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9个月时间全部完成。
那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各学科工作进程一一列好，完成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当时《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或“撰写”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3元人民币，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最让人惊心动魄。在1978年12月25日陕西南路25弄进驻首批《辞海》编纂大军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虽然邓小平已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做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领袖人物怎么写？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一一直面。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死命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专门用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
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此举，推波助澜地帮助了《辞海》编辑部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
《辞海》的努力赢得了读者的尊重，正是这版《辞海》，创造了凭结婚证认购的传奇。然而，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不安。进入1980年代，《辞海》人觉得1979年第三版的局限：改革开放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学科。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须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1984年，《辞海》进入1989年第四版的编纂(主编为陈至立)。这是《辞海》迄今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花去五年时间。当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非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六年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上演着“零的突破”。
巢峰用“树大招风”形容《辞海》的处境。他说起两年前互联网上掀起一阵批评《辞海》1999年版的狂澜。对那场轰动一时的批评，《辞海》编辑部经过认真查核后发现，除个别词目合并是否恰当，个别人物经历或事迹的表述与1989年版相比，是否过简、需要斟酌外，其余意见大抵捕风捉影，或是对辞书的无知。他说：“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事实上，《辞海》在记录世界和中国变化的同时，它本身的变迁亦已构成历史的一个侧面。
“未定稿”与“浦江集结” “《辞海》在新中国的首次修订，历经8年。让《辞海》人愤懑的是，辛苦完成的《辞海》没能正式出版。”“400多名顶尖的的学界泰斗，白天黑夜，工作生活集合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时间分别是半年，一个多月，再一个多月。”
“他们的名字是苏步青、贺绿汀、李国豪、谈家桢、周谷城……促成这样的风云际会是个不堪的原因，而结局也令人沮丧。”
据巢峰回忆，1936年，《辞海》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从1915年以来的梦想——出一本与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相对抗的综合性辞书——实现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辞海》为荣。
不过，1936年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中国共产党，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等。而且，这一版在语词释义上，不少条目的书证都来自第二手资料，未经勘误，导致错误较多。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脱胎换骨”的整修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与他同龄的湖南老乡、《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可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辞海》修订有序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浦江集结”：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不得不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400名学者的集结是值得记住的！这群学界泰斗，不少人都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投入《辞海》工作的。那该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怎样的风云际会呢？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巢峰告诉我，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另外还有进口烟、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在编修1965年第二版时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至2月底，这次是根据有关指示，让《辞海》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这一次，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大家感觉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当时主持《辞海》编辑所的副主编杭苇不得不一再给大家打气：“改归改，虽然中央批准《辞海》在内部发行，作为我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公开发行的水平。”
但这样的妥协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修改、校对之后的《辞海》直到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得以刊行。当时历经8年，《辞海》仍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
一生虽有憾事，无悔人生选择 巢峰告诉我，他为人一生，最不喜欢为了一己私利去求人。现在他住的房子是小儿子孝敬他的，他从来没有想过问社里要房子要待遇。说到小儿子，巢峰脸上顿时洋溢着笑意。他说小儿子“头子活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因为在厂里表现突出被选为团支部委员，红榜都贴出来了，却因为政审时有个“走资派”爸爸，被当场除名，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恢复高考后，他被上海师范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毕业后做了一名工程师。“改革开放以后，这小子用所有的积蓄来买股票认购证，一下子买了400多张，我也骂他。可是没想到他一下子成了有钱人了。”
巢峰说，小儿子的生意后来一直做得很好，这点也不像他；而小女儿多多少少遗传了点他的特长。巢峰闲暇时候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但是他自己承认下不过小女儿。从小喜欢围棋的小女儿，曾摘得过上海成人围棋赛的第六名，她的老师是带过芮乃伟等人的围棋名师。小女儿从小就“脑子好使”，曾被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同时录取，后来去了南大。女儿上世纪80年代末去了美国，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现在已在美国开枝散叶。“老巢每周都通过电脑视频和女儿、外孙女说话，把电脑都使坏了”，巢峰的助理在一边叨咕。
说话间，老巢的老伴王老师端茶进来。老太太一头银发，讷讷地很少说话。看得出老巢很心疼老伴，他告诉我，老伴很少出门，要在家照顾有病的大儿子。这几乎成了老巢一生最痛心和遗憾的事，当年大儿子插队落户10年后回沪找工作，可执拗的老巢放着在出版界的地位，却坚决不肯为儿子托关系走后门，儿子一次出门时被车撞倒，脑袋着地，就此成了傻子，生活完全依靠妈妈照顾。发生这样的不幸，对一个寻常人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而老巢两口子就这么守着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的大儿子过日子。但时至今日，他依旧不后悔当初做人的坚持。
本报记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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