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永康门

　　引题：2009年10月，在第四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峰会上，永康门受到诸多国际大型风投基金关注，被评为“2009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最具投资潜力企业”。 王鲁豫说，永康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公益机构，关键就在于它并非像一般营销公司那样只代理单一品牌产品，而是向消费者提供一个种类齐全的综合自选健康超市，“同样谈健康理念，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想健康，您随便按需选择。”

　　提语：如果永康门模式成功，势必会拉动医药保健行业整合，淘汰小舢板，把有实力的企业变成驱逐舰。而另一方面，若永康门能解决健康产业销售量小的问题，也有利于国内医药保健企业回流资金，加强研发，从而改变进口药品、保健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永康门连锁机构董事局主席王鲁豫接受本刊专访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永康门

　　文/本刊记者 邓丽君 张晓蕾

　　就业安置、志愿服务、买健康品送常备药……

　　2009年医药产业界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永康门”的崛起。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片愁云惨雾中，在医改大潮猛烈冲击下，这一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医药健康品连锁机构，逆市发起强势并购，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从没有一家实体门店，到并购终端1078家；资产从去年年初的几十万，井喷式发展为30亿元，着实创造了一个业界神话。

　　豪华并购的同时，永康门还为国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营销。

　　2009年10月，在国内最高级别的医疗健康产业金融资本论坛——第四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峰会上，永康门受到诸多国际大型风投基金关注，被评为“2009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最具投资潜力企业”。

　　“永康门”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机构？是什么造就了它的井喷式发展？它是神话还是泡沫？又将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何种影响？为此，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永康门连锁机构董事局主席王鲁豫博士。

　　“关于永康门模式，你可以提出一万个问题，我有一万个答案，如果你能提出第一万零一个问题，我佩服你。最牛的专家提问了半天，也只停留在第200个问题上。”

　　面前的王鲁豫撸了撸袖子，颇有一番气吞山河的气势。

　　身材魁梧、行事豪迈、铁嘴钢牙，是王鲁豫给人的第一印象。见过他本人，你就明白其5年内让8万家连锁店遍布大江南北的豪言壮语，绝不是说着玩玩的。

　　就在一年多以前，2008年的11月，在重庆举办的国际私募资本论坛上，王鲁豫透露出收购整合民营药店，打包到美国上市的想法时，业内人士还颇多不屑，以为这个连锁药店行业里初来乍到的“后生晚辈”，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而今天，王鲁豫离这个“梦”仅仅还有一步之遥——美国上市的壳已买好，仲量联行的评估报告、毕马威的审计报告手续齐备，就等着美国证监会批准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医前保健：让“治未病”深入社区

　　“悟出永康门这个模式，我整整用了4年。期间过程就像是比武打擂台，刚开始我说要弄一个药店连锁，一上台，就被人一脚踢下来了，因为人家比我更专业。”

　　如何在落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王鲁豫给出的答案是“超限逆锋”，也即改变游戏规则，“向后转走”。“当我进入药品行业的时候，我是外行，是最后一个，我怎么能走到前面去呢？在人群里往前挤？很难，人人都在拉我的后腿。但是我高喊一声‘向后转，走’，我是第一个，别人全在我后面跟着了。”

　　在药店行业的竞争中，什么才是“向后转走”的突破口？什么才是新的游戏规则？经过全方位的调研分析，王鲁豫将其定位为“医前保健”。他认为，随着人类健康观念的变化，人们进药店消费的目的也不再是病急求药，而是要调理健康，达到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与此对应，现代药店的基本功能不应再是卖药治病，而是卖健康送长寿。

　　走进永康门的店面，记者发现，其商品的种类和摆放格局与传统药店大不相同：各类药品摆放仅占三分之一面积，大量保健品、保健器械摆放占三分之一面积，另外三分之一面积展示的是与人体健康相关的功能食品、综合养护品（包括护肤、护发、护齿、护目、消毒保洁等），琳琅满目、不一而足；更有免费咨询服务区，香茗净几，专家讲习，仪器测诊，专员导购。

　　王鲁豫说，永康门的药类品种并不比其他药店少，只是强调了行业认证前提下的科学紧密型摆放，同时提供了另外三大类医前健康必需品和人性化服务，构成“医前保健服务”的业态格局。

　　事实证明，王鲁豫的选择颇有先见之明，随着医改全面深入，社区诊所大行其道，并以批发价供应药品的优势，猛烈冲击了零售药店市场。正如王鲁豫所分析的那样，“今后的连锁药店，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适应的一个趋势就是，卖药将逐步不再成为主流，非药品品类上升成为必然趋势。”而另一方面，永康门的“医前保健”思路也与新医改方案“预防为主”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医前保健”是建立在五千年中医养生学基础上的，所宗之根源，便是“治未病”。据《鶡冠子》所载，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回答是：“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因为长兄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中兄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扁鹊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自扁鹊始，“治未病”便成为中医追求的最高境界。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治未病”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关于“治未病”国家级高峰论坛，已经开过三次。

　　然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关于“治未病”的讨论，尚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何推广，还需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此时，永康门的出现，无疑为“治未病”理念深入社区，进入大规模操作阶段，提供了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

　　公益营销：让社会强行建立感恩机制

　　与“医前保健”相配合，永康门为国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营销。这是王鲁豫“超限逆锋”，改变游戏规则的另一个法宝。

　　何为公益营销？“企业有钱了做善事，只是公益行为，不是公益营销。”王鲁豫如是定义，“公益行为是穿衣戴帽，是让自己更漂亮，是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公益营销是关乎企业生死的，是皮肤与血肉的关系，商业与公益是一个整体，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公益的。”

　　王鲁豫举例说，比如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为了促进子女更多地关怀父母，永康门推出了一款名为“孝亲通”的产品。“孝亲通”其实就是一个血压计，通过蓝牙技术与手机连接，老人通过简单操作，便能把即时的身体状况发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

　　“我们当然是在卖一种健康产品，同时也是我们在推动一个概念，让年轻人多关怀自己父母，让老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建立一个即时的亲情关爱联系。”除此之外，“孝亲通”还提供许多公益性质的增值服务。比如，当老人把记录身体状况的数据发给子女的同时，也会存入永康门该社区店面的后台中心数据库。“一旦中心数据库发现某位老人的身体状况曲线不正常，马上会发送信息进行提示，如果超出正常值很多，我们会让社区店面的志愿者去探望他一下。此外，‘孝亲通’手机设有120呼救键，就算已经不能说话，只要按一下这个键，就可以通过数据中心呼救120，同时该店面的社区志愿者，会在5分钟内赶到他家，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对老人进行简单的身边急救陪护。”

　　在永康门公益营销的整个制度设计中，志愿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永康门的健康关怀进家庭，具体体现为让社区老人“测一测、补一补、调一调、转一转”，即科学仪器检测身体亚健康指数，对症自选保健食品滋补，对亚健康心理进行调整，外出旅游放松身心。这四项服务中，志愿者主要进行常规性心理健康干预关怀。目前具体措施是结合《老年日报》赠阅、聊天探讨解决老人孤寂、压抑、悲观、倾诉等心理调整需求。在这个心理服务过程中，永康门规定严格禁止推荐产品、收钱送货的商业行为。

　　王鲁豫告诉记者，凡是永康门连锁机构的各级员工，都将自动成为志愿者，此外，永康门还将通过当地的社工系统，招募大批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对社区内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调研，引领老人定期到永康门进行个人健康数据库更新。永康门还会对志愿者进行一些免费的救护培训，让他们有能力关怀老人的健康，并在关键时刻处理突发状况。

　　志愿者服务无疑是有益社会的一个尝试，但是它的现实操作性有多少？会不会引来医疗纠纷？当今社会，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新闻屡见不鲜，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公益急救到底能走多远？

　　对于这些顾虑，王鲁豫直言，社会需要志愿者，但是志愿者需要强大的后盾。“如果因为志愿者去救人而被诬赖了，我们公司有法律援助，索赔100万？没关系，公司出。”王鲁豫放出豪言，永康门就是要让社会强行建立一种感恩机制。

　　“你放心，100户，99户会感恩，那一户可能会出毛病，如果真是100户都有问题，我们也认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了。不过，我相信这种情况绝不会出现。”

　　终端对决：300米连成万里长城

　　永康门的上述公益营销手段，看上去都是在往里贴钱，然而，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终究是要靠盈利的，而公益事业，也要靠物质基础来支撑。那么，永康门的盈利点到底在哪里呢？

　　在永康门的宣传册上，印着这样一句话：健康产业，销售为王；销售领域，终端为王；终端决战，终端的终端为王。前两句是行业共识，后一句是王鲁豫的独创。所谓终端的终端，就是从店面到家庭的300米。王鲁豫告诉记者，他们的盈利模式恰恰就在这最后300米之上，即通过志愿者的健康关怀，形成老人与店面的自愿互动，从而带动消费增长。

　　“决战终端，我比别人就多了300米，我就赢了这300米。一个店辐射1500户，每户300米，8万个店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王鲁豫雄心勃勃地说。

　　按照设计，只要老人来到店里，中心数据库就会根据他的健康状况，短信提示他应该补充哪些营养或保健品，他可以向医师咨询，也可以自己挑选。当然，这一切消费行为都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王鲁豫一再强调，永康门的家庭与店面互动服务绝不向消费者强行灌输推销某种产品。在他看来，任何单一产品无选择推销，都是一种商业欺诈。因为无论面对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何种遗传基因、何种身体素质的人，推销员的最后一句话必然都是：要想健康，请选用我们的产品。而事实上，一种产品怎么可能适合每一个人呢？

　　王鲁豫说，永康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公益机构，关键就在于它并非像一般营销公司那样只代理单一品牌产品，而是向消费者提供一个种类齐全的综合自选健康超市，“同样谈健康理念，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想健康，您随便按需选择。”

　　对于产品的进店门槛，王鲁豫称，永康门设置了严格的审查程序，“我们不仅要对消费者负责，也要对自己的品牌负责。进店产品不仅要提供所有的市场准入手续，经过层层核实，还要与永康门签署质量保证协议。通常，我们吸收的产品，都是在市场里卖了一段时间的，量很小，但是市场反馈效果还不错，我们帮他解决销售量的难题。而一旦有消费者普遍反映有问题，立刻全国连锁店下架，那他就死定了。”

　　“这将客观上促进中国药品、保健品行业的打假。”一位分析人士称，如果永康门模式成功，势必会拉动医药保健行业整合，淘汰小舢板，把有实力的企业变成驱逐舰。而另一方面，若永康门能解决健康产业销售量小的问题，也有利于国内医药保健企业回流资金，加强研发，从而改变进口药品、保健品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永康门模式的成功与否，似乎也有了关乎中国医药产业振兴的重大意义。

　　引题：从事学术，他著作丰硕，成绩斐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当年创办的反腐败论坛“公社书记信访办”在网易新闻频道点击率排名第一。他曾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下海后又成为最成功的艺术商人；他策划并设计了世界最大的卧佛；他促成了卢沟桥抗战群雕的诞生。如今，他仍然马不停蹄，为老年公益事业奋斗，在取得商业辉煌的同时，挑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

　　提语1：2009年重阳，共和国万岁宴现场，王鲁豫接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授予的“送健康社区服务联盟”大旗，奋力地挥舞起来。这一天，他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他将依托“永康门”，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

　　提语2：多年以后，听王鲁豫说起这段往事，仍然能感到他当时的震撼，“关键的时候，最亲的人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一课。”

　　提语3：“人先要有梦想，梦醒时分，理智地去思想，就变成理想，理想再转化为构想，构想就变成具体的设想，然后就可以实现了，这就是梦想转变成现实的路径。”

　　王鲁豫：走在梦想之路上

　　如果没有遇到王鲁豫，你绝不会想到，世上还有如此“纵横捭阖”的人生。

　　看似跳跃的人生轨迹，其实一直被同样的信念所贯穿，如其所言，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指引，无论昨天的献身艺术也好，今天的悬壶济世、敬老孝亲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那便是造福社会。

　　2009年重阳，共和国万岁宴现场，王鲁豫接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授予的“送健康社区服务联盟”大旗，奋力地挥舞起来。这一天，他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他将依托“永康门”，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

　　在挥旗的刹那，不知道王鲁豫的脑海中是否划过一个13岁小男孩影像——那是1970年1月13日的他，在随父母回乡强制劳改上路时，扒着吉普车门上的后门玻璃，看外面寒风萧瑟，枯叶飘零，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从仇恨到热爱，再到回馈，这是一条漫长的心灵之路，更是一条漫长的现实之路，在这条路上，王鲁豫走得像所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坎坷，却又比绝大多数人成功。

　　人生第一课

　　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闷热逼人，王鲁豫老远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于是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准备吓唬她一下。当听到脚步声快到床边时，王鲁豫蹭的一下跳起来，嘿的大喊一声。结果一下傻了，进来一屋子人，都被他吓了一跳。

　　“你先出去吧，”母亲没有骂他，只是含混地说，“这些叔叔阿姨来家里办点事。”

　　“我一看就知道是来抄家的。”王鲁豫的父亲是解放军画报社的轮值总编，母亲是八一女子篮球队的第一任队长，原本幸福的一家，却因为“文革”而厄运突降。

　　那时候，王鲁豫11岁，已经有过几次被抄家的经历了，但是这一回却让他毕生难忘，“正当母亲单位的人开始动手抄时，解放军画报社的造反派也来了，两边的造反派为谁有权抄家还吵了起来。”王鲁豫笑着说，彷佛是当时苦涩人生的些许调剂。

　　1968年，抄家的次数越来越多，父亲担心孩子的心里留下阴影，决定把王鲁豫兄弟俩送到乡下保姆家。“我印象非常深，保姆牛阿姨带我们回乡下去的时候，一大堆行李包成两个大包袱，一个用塑料绳捆上，让我背着，另一个她自己挎着，一手领着我弟弟。”

　　保姆家在蓟县桑梓村，从通县坐长途汽车。车一开过来，排得好好的队就全乱了，“牛阿姨对我喊了一声跟着啊，就拉着我弟弟使劲往车上挤。”王鲁豫也跟着挤，却无奈被比他还大的包袱卡在人群中，眼看保姆没了踪影，大声呼救，也没人答应，结果所有人都上完了，他最后一个上去，一看，满车拥挤的人群中，保姆正坐在司机旁的大鼓包边的包袱上，抱着弟弟看着他。

　　“我当时特委屈，呼救都没人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泪都下来了。”保姆把他肩上的大包袱取下来，让他坐在上面，看到他肩膀上勒得满是血痕，问了句，“疼不疼啊？”“疼！”王鲁豫忿忿地说。“你要知道，如果我当时回头再去照顾你，咱娘仨谁也上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个地方坐了。所以在关键时候，只能靠你自己。”“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直到现在，我经常给人讲这个故事。”

　　多年以后，听王鲁豫说起这段往事，仍然能感到他当时的震撼，“关键的时候，最亲的人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一课。”

　　谷底

　　1970年1月13日，王鲁豫全家被强制回乡劳改，离开了解放军画报社。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部队用了一个中吉普，是后开门的那种，把我们全家塞进去后，砰的一下把门关上。门上有两块小玻璃窗，我就趴在上面看，离大院越来越远，干树叶在寒风中满地翻转，发出簌簌的声音，我当时13岁，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狠话——老子总有一天要回来！”

　　王鲁豫说，从那天那个场面开始，他就对这个社会充满仇恨，对整个的人生充满失望。此后的8年，王鲁豫经历了人生中的最低谷。这种低谷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磨难。肉体上的痛苦，早在乡下保姆家的时候就体会过了，起早贪黑干农活，没吃没喝，全身都是虱子，还嘎吱嘎吱咬着玩，回到山东老家，不过是这老一套。但是精神上的磨难，却让这个成长中的少年，产生了忧郁和自弃。

　　在王鲁豫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考山东艺校的一段经历——

　　“认识梁敬泗先生那年我16岁，独自离开村子，背着破书包去城里参加山东艺校美术科的招生面试。他坐在桌旁，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又黄、又瘦、又矮的身子，盯着我的大脑袋、细脖子，盯着我柴禾棍一样的脏手腕，盯着我因营养不良而凹凸不平的指甲。‘你是团员吧？’他声音很轻。‘不是。’我声音更轻。‘是红卫兵吗？’他多了分期望。‘不是。’我多了分沮丧。‘那么红小兵总是了？’他开始失望。‘我什么都不是。’我开始痛苦。想起笔试前的报名表，政治背景栏里排着的父亲、母亲、外祖父，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我知道那一行行黑色的弯弯曲曲的字符会像锁链栓住我的一辈子。”

　　那一年，可以想见，王鲁豫没有考中，尽管他的专业课考出了全市最好的成绩，尽管老师对他的才华爱惜非常，还为他跟学校工宣队拍了桌子……然而终究，王鲁豫没有逃脱那个时代的禁锢，就像他自己所说：“我觉得自己像笼子里的狼崽子，瞪着渴望的眼睛，被一道铁棂隔在了生活之外。”

　　重生

　　与很多年轻人一样，1977年，“知青”王鲁豫获得了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王鲁豫语文考了96分，够北大录取线了，可他执意学美术，上了曲阜师范大学。入学的那一天是1978年3月3日，王鲁豫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要幸运，因为这一天正巧是他的生日。“历来大学开学都是9月1日，唯独那一年是3月3日，所以我认为是苍天特别眷顾我。”果然，从此之后，王鲁豫的学业开始一帆风顺，他以优异成绩被送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两年，回校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旋即留校任教，担任《中国美术史》老师。

　　回忆起教书的那段日子，王鲁豫至今颇为得意，“我的课学生最爱听，但是我被系主任点名批评。”之所以出现这种巨大反差，是因为王鲁豫太会“迎合”学生心理——上课的第一天，他就把期末考试题目公之于众。第一题，默写中国历史纪念表。第二题：在中国美术史的历史长河中，随意选一个画家，一个画派，一件作品，一个现象，一个事件，写一篇论文。他同时公布了评分标准：第一题，错一处扣一分。第二题：如果这个论文是抄的，最高分60分；如果是自己写的，最低分60分。

　　一节课罢，学生都欢欣鼓舞，系主任却老大不高兴：“教学大纲里有这个吗？你怎么这么讲啊？”“我是为了让学生喜欢听我的课啊，有什么不对吗？”王鲁豫答，从此依然固我。比起墨守成规地死记硬背，王鲁豫的启发式教育显然特别受到学生欢迎。未到期末，同学们便纷纷搜集资料，开写论文。当然没有一个学生傻到去抄，相反，有5个学生得了100分。系主任拗不过他，只好在每次开会时都对他进行批判，但是直到王鲁豫考上研究生离开曲阜师大，一直都坚持这种教法。据说当年那几个学生毕业之后，纷纷将论文发表。“几十年以后再去问，他们还都觉得王老师最好。”

　　1985年，王鲁豫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系，攻读硕士，随后又考取同校博士。

　　王鲁豫说，拿到了博士的录取通知书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印了一盒名片，重返解放军画报社，做了一个非常孩子气的举动——找到当年带着高帽子模仿他父亲被批斗的那个童伴，拿自己博士研究生的名头去气气他们。

　　“实际上那时候，我对社会已经充满了一种热爱，认为生活很美好，已经把仇恨社会的情绪抛弃在大学生涯里了。”

　　愤然下海

　　1990年，博士毕业的王鲁豫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他在学术圈已经小有名气，出版的书稿（包括编纂）加起来已达300万字。

　　一次院里评职称，老先生拿出一本著作，王鲁豫拿出一摞，颇让前辈们下不来台，后来他只好说，“先生们这是字字珠玑，集毕生之心血，那是学术的精华，我这就是凑数的，我也评不上，就是向老师们汇报一下。”

　　按说到这份上，人生的轨迹就应该朝着学术发展。然而王鲁豫却出人意料地下了海。

　　问他为何要弃文经商，王鲁豫说，“给你们讲讲我三位老师的故事”。

　　第一位老师，王子云，西安美院教授，研究保护敦煌莫高窟第一人，学界公认的国宝级大师。到晚年，家中却连暖气都没有。一年冬天，他写了十几封信，给全国各地的学生。信的内容是：天冷了，我冻得受不了了。希望你能在你单位，跟领导商量一下，让我过去做一个资料员。想我从事美术工作70年（那时王子云已90多岁了），做一个资料员的资格总是有吧。我别无所求，不需要工资，只需要一间有暖气的房子，让我度过冬天。

　　然而他那些学生也都70岁了，并无办法。最后只有广州美院理论教研室主任的陈少丰给他回了一封信：王老，到我这来。学校不需要资料员，我们一起探讨编书的事，广州很暖和，不需要暖气。王子云去了广州，与陈少丰挤住在书房，平日聊聊编书之事，谈古论今。那时王子云年事已高，身体佝偻成90度，生活诸多不便，因此天一转暖，他便坚辞回家，不幸却挤倒在回西安的列车上，途中被乘务组送到县医院，接回家不久，便与世长辞。“就这么一个‘国宝’，怎么死的？穷死的！”

　　第二位老师，谭树桐，王鲁豫的硕士导师。50多岁，年富力强，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在美术界求教历史问题，没有人能难得住他。谭树桐曾六下南疆，研究克孜尔石窟。第七次去克孜尔的时候，由于活动经费不足，只好向部队求援。新疆军区派了一部食堂买菜用的吉普，送他们去南疆，不想该车有个毛病，一踩刹车就跑偏。结果半路上，为了避闪老乡的驴车出了车祸，别人都安好，唯独谭老当场死亡。王鲁豫说，在谭树同的追悼会上，故宫博物院送来集体手书的巨幅挽联，上书“苍天啊，还我树桐！”

　　第三位老师，温廷宽，王鲁豫的博士导师，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温老晚年不幸身患肺癌，到定点医院朝阳医院治疗，却被告知该院只有处级以上级别才能住院。由于没有行政级别，温老只能被安排在棉纺厂改造的挂靠病房里。

　　“一个大开间，里面几十张床。我去看他，身上插满管子。”王鲁豫说，温老原先是极力反对他下海经商的，然而这次见面，他却叹着气说，“我后悔呀，多少次挣钱的机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就得挣钱，要么就混个处长，省得像我这样，连个病床都没有。”这话虽然是赌气之语，但是言语间却透露出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哀。温老去世后，八宝山的花圈费、亲属的奔丧旅费去院里报销，单位说：“没钱”。王鲁豫给报了。

　　王鲁豫说，这三位老师的故事都以贫穷悲剧收场，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三个老师给我摆了一条路——真正做学问的人，国家需要，社会不需要。”

　　除了这三个大刺激，他还受了一个小刺激。那年他带儿子游北海公园，儿子非得要坐“转驴”（旋转木马的简易版），2元一圈，可他掏遍全身口袋只有1块钱，“我这个伤心难受，心想，我一个专家博士，我儿子做转椅只能转半圈。凭什么？！所以愤然下海。”

　　两个傻瓜

　　1992年，刚刚“愤然下海”的王鲁豫骑着辆破自行车、背着一个破书包，到处谈工程。

　　他的挚友陈乃刚听说了，定要他去一趟。见面就问：“做买卖，有本钱吗？”“没有。”王鲁豫两手一摊。陈拿出一个存折，吓他一跳。14万。“这是我几年来周末干私活攒的，全在这了，给你拿去做本钱。”

　　“我没经验，赔了咋办？”“我看准你肯定能挣钱。真赔了，这钱就算了，千万别跳楼，我再去挣；要挣着了，把本还我，利息不要。”“行，借给我吧。”多年后，王鲁豫说，他俩就像两个傻瓜，一个真敢给，一个也真敢拿。

　　有了这14万，王鲁豫真跟大款似的。先在北京国际饭店长包了5033房间，雇了“一个半”员工——秘书和兼职的会计，摆上班台，戳个“大哥大”，开始到处跑业务。然而，人吃马喂四处公关加冤枉开销，14万很快就花完了。还有三天就该交下月房租，国际饭店的催租单子都发了，王鲁豫把手指甲全啃秃了，山穷水尽之际，终于等到了广东三水艺术工程的中标合同。

　　狂奔机场飞广州拿订金。王鲁豫说，那是他头一次见到一皮箱港币，像电影里演的一样，皮筋捆成一百捆，一捆一万！拿着这钱，他担惊受怕了一路。回到北京，第一时间给陈乃刚打电话。

　　“我要还钱了，你是要港币还是要人民币呀？”“你成功了？！我说你行吧。我不认识港币，你还是还人民币吧。”陈乃刚硬是不要利息，王鲁豫只好盘算着送他一件礼物。三天后，陈家所住的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人宿舍旧楼楼梯上，一群大汉“哼呦咳呦”地抬着一架钢琴往四楼挪。

　　年华浸染，岁月流逝。去年，陈乃刚的女儿已经去澳大利亚留学了，那架钢琴还摆放在他家，见证着“两个傻瓜”的无私友谊。

　　盛世造佛

　　时光倒回1993年，话说王鲁豫中的第一标——广东三水艺术工程，不仅解了他燃眉之急，更让他实现了自己盛世造佛的理想。

　　王鲁豫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佛教造像形式体系的建立》。“写完时我就想，古人有南北朝时期云冈石窟大像，盛唐时期的龙门石窟大像，现代人应该超越古人啊，可是现在却没有了，宋朝还有一个大足石刻，元朝还有一个乐山大佛，明朝就基本没有了，清朝更只是修修补补，民国战乱顾不上，解放后又破除迷信。那么现在改革开放，我可不可以做呢？”

　　从那时起，一个“盛世造佛”的想法就埋藏在了王鲁豫心底，但想归想，没有机会，豪言壮语白说啊，“得有一座山让你去凿，得有人出钱造，这两个是必备条件。”

　　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就在王鲁豫接下第一个工程时，机会悄然而至。当时三水撤县建市，要发展旅游产业，当地决定修一个文化园区，这就是他所接的三水艺术工程。用什么来给园区点题，偌大的三水竟没有可挖掘的旅游资源，正在大家犯难之际，王鲁豫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有一整块大黑石头，150米长，二十多米高，一条缝都没用。这不正是他心中埋藏的佛像吗？

　　“你看那山像什么？看不出来？像不像一尊卧佛？”王鲁豫话音才落，市委唐书记的双眼立刻迸发出光彩。于是修建世界最大卧佛的工程就这样拍板了。

　　历代以来，开山造佛，不仅关乎信仰，更是一个时代文化艺术的最高结晶。更何况要造一个世界最大的佛像，这样浩大的工程交给谁做，市委书记有些含糊，他问王鲁豫：“，这世界之最，你做过吗？”“没有。”王鲁豫据实以答。“那你要是做不好怎么办？”

　　关键时刻，王鲁豫的铁嘴钢牙发挥了作用：“这事你得这么想：世界之最就是没人做过，那就只能推理。首先做雕塑的，水平最高的是博士，中国学雕塑专业的博士，总共就3个人，这3个人里，下海接工程的，就我一个。世界别的国家不做露天佛像，只有中国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不行，全世界也找不出行的来了。”“也对，那就你做吧。”

　　按照规划，这座卧佛长108米，从开工之日起，到佛像雕完，一算日子，正好108天。至今，王鲁豫仍然坚信，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神迹”。

　　大佛开光日定在四月初八佛诞日，进入环境工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王鲁豫坐镇三水，日夜抢工。四月初七夜里11点，3米高的大香炉运到开光现场。距0点还有半小时，王鲁豫把当地旅游局长请来，一边喝茶，一边让工人们每人拿块粗砂纸，去打磨香炉；十分钟后，每人换一块细砂纸，再磨；又十分钟，每人换一块新买的白毛巾，擦；最后一分钟，下来，正点交工。旅游局长对王鲁豫说，你这活干得太牛了。广东人做艺术工程打遍天下，没想到一个北方人到这边来把我们给打了，不能不服气……

　　多年以后，王鲁豫上网，偶然发现很多的80后、90后们都在问：三水大佛是何时建造的？有人说是清朝，有人说是宋朝。王鲁豫暗中自嘲，没有几个人知道，正是他这个现代人结束了佛山无佛（三水地处佛山市）的历史，同时开创了大江南北千佛万佛的当代造佛运动。

　　艺术家的责任

　　做完三水大佛后，王鲁豫在艺术工程界已小有名气。

　　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着实被宏阔的胜利广场和高耸的纪念雕塑所震撼，回来就给北京市发了个批文，中国也要搞抗战广场雕塑。于是这件事，便落在了“能人”王鲁豫身上。

　　之前中央美院做了一个预算，要搞抗战群雕，至少需要4700万人民币。别说4700万，就是470万也没人愿意往里贴。只有王鲁豫，听说是纪念抗战，一口应承下来。文化部副部长艾青春对他说，“部里可以给你所需要的一切支持！除了钱。”北京市副市长百发为了给他打气，专程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表扬了他三遍，最后大声说：“鲁豫，有困难说话，顶不住了你从京广中心楼顶上往下跳，我接着！”

　　王鲁豫当然不能跳楼，可以他的实力，也拿不出4700万，他脑筋一转，到香港去成立了一个抗战群雕后援会，“那阵势：十几个大款手挽手鼎立出头，见诸媒体！然而没几天，亚洲金融风暴来了，巨头们都耷拉脑袋了。”就在这时，日立公司派代表找上门来，表示要全额赞助，只要求群雕不表现战争场面，改为歌颂中日友好。王鲁豫一听起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要表现中日友好，我给你另找一块地，这是卢沟桥抗战雕塑，主题画面中的三光政策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可能取消！”

　　王鲁豫决定自己出资，倾囊而出350万，让中央美院先做小稿。为了放下巨大的群雕，王鲁豫到处踅摸，最后在静僻的798工厂租了间高大的厂房，拉进去整车方木、钢管脚手架，又从吉林采购了整车皮顶级白泥。不久，三十八尊小稿摆了一院子，各级领导们无不满意。然而王鲁豫却犯起愁来，往下做雕塑的钱从哪来？此时贾庆林同志走马上任北京市委书记，体恤民情的贾书记大笔一挥，市委出资包办了。王鲁豫彻底松了口气。话说回来，当年出资350万，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为此事，当年北京台一位主持人非要采访王鲁豫，并一定要求到他家里看看。

　　“他们以为，肯赞助这笔钱的人，一定是豪宅香车，锦衣玉食。结果到了我家，大家全傻了。”没想到王鲁豫一家三口还挤住在只有20平米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宿舍楼里，那是一个10公分厚水泥板搭起来的一个临时两层铁楼梯建筑，被博士们戏称为“二箱居”，取其冬天像冰箱，夏天像烤箱之意。借着一楼之便，他还搭了个油毡顶小厨房，自得其乐。屋里除了一张大床，就是书桌、书堆了。

　　“为什么不买房？买一栋别墅也用不了300万呐。”“因为刚赚了点钱全捐抗战群雕了。”

　　“为什么要捐？”“因为必须捐！”王鲁豫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曾经去日本考察，特意到靖国神社看过。一般国人只知道靖国神社供奉着战犯的灵位，却不知道里面还有许多雕塑，全跟中日战争有关，就连战马和狼狗也有雕塑，铭牌上书：为与战士们同生共死的几十万匹战马默哀；为成千上万战死的爱犬默哀。来参观的一队日本小学生，跟在一个老军人后面，个个满脸悲壮。”王鲁豫说，如果他是日本人，一定也会被上述场景感染得热血沸腾。但他是个中国人，所以要赶紧把抗战雕塑做起来，让我们的子孙也通过艺术感染力，认清中日战争的本质。这是雕塑的意义所在，更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民族责任。

　　长效的公益

　　现在的王鲁豫，再也不会为几百万人民币发愁了。坐拥准上市公司和旗下31家企业，他开始打造永康门连锁药店，为敬老孝亲公益事业开路。

　　“一开始我提出公益营销这个概念，很多人理解不了，都说我痴人说梦，开8万个店？不可能。但是你现在看看，到今年年底，趁着医改大势和金融危机大家都喘不上气，利用风投开5000个店很容易的嘛！”王鲁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等到五年内循序渐进8万个店全部并购完成，基本上所有中心社区都有覆盖，大概能辐射一亿两千万个城市家庭，基本上城市人口都能享受到永康门的公益服务。与此同时，他正在为农村药店探索另外一种模式，“这个金融测算模式如果成功，农民可以低于批发价70%的价位购得常备药，将一举解决农民吃药难的问题。”

　　对于王鲁豫的行事，有人感到很不解，做公益，有钱直接捐就好了，干嘛要费尽心力设计一个又一个模型，非要把公益与商业合为一体？

　　“因为这样可以满足我最理想化的生活状态——我既在挣钱，又在做公益。”王鲁豫哈哈一笑，毫不讳言钱的重要性，“没有盈利，公益事业难以持续，相反，没有公益的引导，企业也很难获得更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长远机制。”

　　“像比尔•盖茨一样捐款，你有过吗？”“很少。因为我认为那是小爱，我们要做的是大爱。汶川地震，我就捐了几千块钱，因为杯水车薪。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在面临汶川地震这种灾害时得到更好的救助。 “假设5年之后，当永康门全国8万个店布点完成时，再发生一次类似汶川地震的灾害，我们会通过电子平台和手机短信通知，每个店派一个志愿者，用当天店里的营业额做差旅费和补助金，带着救助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我们一个店平均日收入2000元，8万个店就是一亿六。我一天拿出一亿六，同时有八万有救助能力的志愿者到现场集合，听候救灾指挥部的指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夫复何求？”

　　在王鲁豫看来，这是公益的一个长效机制，更是一个恢弘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人先要有梦想，梦醒时分，理智地去思想，就变成理想，理想再转化为构想，构想就变成具体的设想，然后就可以实现了，这就是梦想转变成现实的路径。”

　　穷其一生，王鲁豫都在这条路上不断跌跌撞撞地飞快前行。他把公益当成了乐趣，他把商业当成了艺术，他把生命发挥至极致。

　　关于永康门

　　永康门医药连锁机构是涵盖全国各地域连锁并购形成的医前保健连锁超市的总称，是商业形态下的公益营销模式的药店连锁网络机构，运营主体中国大都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管理总部在北京。永康门现有资产除连锁店面之外，已经在长白山收购了一个中草药材基地，在河北收购了一个制药厂，还有三个医药批发企业。与此同时，作为永康门主营方向的药店连锁的扩张已经初露锋芒，在保定、郑州、深圳、北京收购了多家连锁药店，成为“逆市”做大的一个典型。据了解，目前永康门控股了连锁药店1000多家，在年底将会扩张到5000家。

　　永康门的公益之路

　　1、配合“暖心工程”，促进社区就业安置。每家连锁店安置2名残疾人、5名下岗职工或复员军人

　　2、在全国八万个中心社区展开健康关怀进家庭服务

　　3、在全国各地推进敬老孝亲中国行教育活动

　　4、药品除平价底线销售外，更通过“买健康、送保障”的方式彻底改变家庭日常必备药品的消费现状，即买保健品、绿色食品、化妆品时将促销打折部分直接转换为等值送药

　　5、对社区困难户免费施药

　　6、成立永康门医疗救助基金，在全国341个地级城市范围内，每地每年捐款10万元人民币，救助当地一名急需医疗救助的弱势群体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