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政府转型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政府自身改革倾向有减弱趋势

　　记者：您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对您刚才的这五点都有的阐述，您说政府转型应该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关键，政府现在改革的动力大吗？我们知道随便哪个城市，它的公务员收入都比一般老百姓多很多，这些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吗？

　　迟福林：政府自身改革的倾向并不强，可能是一个减弱趋势，上万人，上千人考一个公务员位置，这种现象很普遍，利益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把公务员队伍利益的突出起来了，这一情况下政府自身改革的倾向不会是很强的，甚至还逐步走低，为什么政府要改？动力来自哪里？我想有三个大的事情，第一就是你现在经济发展的压力，如果再搞现在这一套，以批租土地，以重化工业项目这样去搞，经济是要出问题的，经济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二社会公共需求变了，过去给大家解决吃饱饭问题，大家就满意了，现在基本公共需求不解决，医疗、教育、养老、安全这些都不解决，社会民众对政府就有强烈的要求，外部压力也加大了。第三，更重要的来自于未来，自上而下，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我们不搞这样一种转型是不行的，尤其在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已经形成情况下，不仅有行政体制改革，还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还有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必须几种结合起来。

　　记者：今年一直在说保8，其实这就是一个GDP导向，您觉得未来我们考评政府，对政府进行考评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以什么样的形式？仅以GDP肯定是不行的。

　　迟福林：市场经济主体经济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建设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企业的事情，政府干嘛的？你要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未来检验政府的，我想就三个大标准，第一就是有没有提供平等经济竞争市场环境，第二能不能初步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第三政府行政成本是高还是低，我想这是三个基本性的条件和标志。

　　政府转型本身就属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您在第二次改革概念当中好像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好像提到过政治体制改革，我想问还会有第三次改革吗？

　　迟福林：我是13大报告参与者之一，那个年代我参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积极分子，我现在在改革上我把自己看成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务实主义者，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做？怎么能够务实的推进，而且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我想恐怕未来几年或者五到十年，关键是政府转型，政府转型这件事情既是个行政体制，也是一个政治体制。它既涉及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也涉及到干部选拔机制，干部评价机制的改革；既涉及到政府自身，也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参与；既涉及到我们信息的公开，也涉及到社会的这样一个广泛的监督。所以我们不在于要怎么提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在于如何从现实的约束条件出发，务实的来推进这样一个改革，达到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存在左打转向灯，往右开的问题。这里面存不存在一个道德上面的困境，口头上说的与实际上做的不一致的问题。

　　迟福林：我们第二次改革出现十字路口，往哪走呢，我想道理是公平可持续发展，放弃GDP增长主义，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学可持续性发展基本要求，这个路子很清楚，这条路子不是仅仅是改革的一条路子，而且是社会大家公认的，把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没有公平很难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这样一个事情，我想这样一个符合我们改革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大家追求的一种价值观，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