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赞成大学“去行政化”

　　人民网北京3月10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今天下午15时在梅地亚多功能厅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推进教育改革”。

　　有记者提出，深圳市政府正在投资筹办南方科技大学，要办一所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学校。对于“去行政化”这一说法，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表示，我个人同意取消行政级别。

　　钟秉林说，我了解深圳市人民政府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过程，我个人支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举办这样一所大学。我倒不认为是去行政化为标准的，而在于学校的定位，它是定位在培养经营人才。比如类似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院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靠政府的财力支持，能够聘请一些知名教育家担任校长，通过去行政化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吸纳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在不长的时间内，办起一所高质量的大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非常值得尝试。当然，万事开头难，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比如说可能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有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有关政策上采取突破，也需要朱清时和他的班子能够在学校的规划方面、制度设计方面、内部架构设计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钟秉林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什么叫做行政化？第二是怎么去行政化？如果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定义不明确，边界比较模糊，那这个“去”起来就无的放矢。我觉得所谓大学行政化的现象，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教育的规律，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大学，这就提出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真正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制定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节，运用这种官方的检查、评估或者评价，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对大学宏观的管理。而大学具体内部的事务，由大学自主去做。这里提出，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把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方面。

　　二是大学内部。大学内部所谓去行政化的倾向，一个是官本位的倾向，另外一个实质的，就是怎么样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和企业，包括各个媒体的单位，性质完全不一样。从权力架构来讲，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两种权力并存，都有它的合理性。

　　钟秉林解释，行政权力大家都清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通过任命而产生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权力架构，我想行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协调，保证学校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另外一个权力也非常重要，就是学术权力，它实际上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基本特点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比如说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等，它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是人才培养和研究，这是大学本质特征体现的。

　　钟秉林认为，这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把这两种权力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者失位。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学主要矛盾关系，这个两个协调当中，就是行政权力对于一些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在学校涉及到学术事务决策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学术权的作用，发挥教授和教师的作用，而不能靠行政简单地来拍板进行决策。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钟秉林强调，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所谓去行政化无非是靠这两个方面来努力，一个是这次纲要里讲得非常清楚了，关于政府怎么样进一步转变职能，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宏观指导，从这方面努力。另外一个是从学校的内部，现在各个学校都在高度重视怎么样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同时在行政权力方面要淡化官本位，学校的这些管理干部能够真正地以教师、学生为中心，为教学和科研来服务，这个问题这么考虑是不是就比较明确，就可以逐步地进行解决。

　　钟秉林说，当然，大学既然是这样一种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它也需要一种行政管理的，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分的，总归是一种层级的管理，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其他的事务，像后勤事务、学生管理事务、基建事务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比较稳妥地去处理。

　　本次集体采访由政协新闻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巡视员肖秦生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