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乞丐美学”的诞生有其现实意义

　　就像一阵风，流浪汉“犀利哥”在互联网上被持续关注的时间段不过短短数周。

　　对于这一出现在网络世界的社会现象，有各种评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又一场大众娱乐活动。看稀奇、瞧把戏，向来不缺热切的观众。这种“以娱乐的精神消费弱者”的戏虐心态受到了指责。另一方面，有评论指出流浪美男走红网络是公众自由表达的结果，是“一种貌似荒诞的抗议”。公众在围观中看到的其实是各自的社会处境。

　　网络不是孤岛，不是抽离于现实社会的虚拟世界。相比于对社会心态的揣测和公众道德水准的评判，我更倾向于将这一网络集体行为置于当下的社会背景中来看待。如果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基尼系数，考虑到不断拉长的网络敏感词名单，“乞丐美学”的诞生和繁荣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公众的网络生活状况。

　　“低俗”、“恶搞”，是惯常贴在此类网络生活上的标签。归入此类的，不好说是扭曲的、变态的，但至少是不正面的、不严肃的、不值得提倡的。虽然等而下之，但相对而言，这还不是最坏的类型。还有一些网络生活被归为有害的，应被删除和禁止之列，譬如网络游戏。治疗“网瘾”现在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

　　这一情形相当吊诡。一方面，我们趋向于看轻网络生活，不把它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正经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又趋向于看重它，有意无意地夸大网络生活的危害性。总之，并没有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常态。尽管事实上，对于我们许多人，网络已是须臾不可离手。我们的社会联络、商业交往、意见表达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来完成。

　　贬低网络生活，以至污名化网络生活，其实并非难事。网络世界的活动主体就是我们自己。“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非网络世界的一切社会“丑恶”现象都不难在网络上找到。为根除恶端，我们不会想要将整个人类社会灭绝。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了网络世界的“污名”而将网络一锅端掉。

　　与日常生活一样，网络社会需要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制。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对他者人格的尊重和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是网络自由表达的前提。我强调规范，并不是要主张强化对网络的管制。正如我们恪守交通规则，目的是为出行更顺畅和安全，而不是裹足不前。政府要做的，是维护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扩展网络高速公路，保持网络生活常态化。

　　网络议政的潜力在“两会”期间有所显露。一些代表和委员的提案、言论和举止受到网民的议论和批评。代表和委员感受到民意的压力，是很正常的。需要改进的，是政治代议人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适应压力环境；而不是筛选和增删网络民意以降低甚至消除压力。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将民意直接呈现出来，减小了代表们访贫问苦体察民情的成本。如果因了网络社会的“级别”不够，仍然以非正常、非体制、不入流的眼光目之，不当一回事，则无异于将“创造条件让民众监督政府”遁入虚空，难免叶公好龙的嫌疑了。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