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环”成绕城垃圾带 焚烧填埋两害取其轻

　　北京“七环”现象

　　垃圾处理链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多个环节面临体制困扰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航拍的照片显示，北京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

　　2009年“两会”期间，城市垃圾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焦点议题。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2009年在《建议从源头治理生活垃圾》的“两会”提案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处理存在理念误区，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头治理和减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恶性循环。

　　“第七环”

　　“2008年11月15日，18点－20点，烧灼恶臭，大晴天，有风，向西刮，带（防毒）面具外出吃饭。”

　　“2009年5月29日，4点-7点，标准恶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点-5点，熏醒！”

　　这是赵蕾的“恶臭日记”的摘录，她住在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３.５公里外的柏林爱乐小区。2007年夏天开始，她和周边居民每天夜里都会闻到垃圾散发的异味。

　　赵蕾是中国第一个起诉垃圾处理厂的公民。但3次诉诸法庭，无法撼动小区附近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处理厂。

　　面对记者时，她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恶臭日记’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她说。 此后，北京市朝阳区投资了1个亿，对填埋场进行技术改造，治理异味。

　　赵蕾只是北京数万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一个。

　　记者调研中发现，全国其他地区，像赵蕾一样，深受垃圾处理场污染困扰的市民不在少数。

　　贵阳市乌当区高雁垃圾填埋场，是当地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场，由于常年超负荷运转，臭气熏天，垃圾填埋场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顶。乌当区东风镇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诉记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恶臭难忍，苍蝇又大又多，窗户都不敢开。听说垃圾场要搬，可一直没动静。”

　　焚烧之困

　　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填埋场本身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但设计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长量，而且管理不严格。”超负荷运行和管理问题导致设施不堪重负，臭味儿超标。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到支持发展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将之作为可再生能源。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并给予优惠电价政策。

　　“填埋对土地资源破坏太严重，这样下去等于我们一年糟蹋500亩地，焚烧可以节省90%土地。”王维平认为，焚烧不是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在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优于填埋。

　　但在有关部门决意推进垃圾焚烧之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引发的讨论已遍及全国。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下称李坑电厂）建在永兴村。在电厂运行后的4年，永兴村有60余人患上癌症，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症。

　　“我父亲就是肺癌，医生说只有两个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数年来，大家只有忍受着焚烧厂的臭味、烟尘、噪音，夏天常常不敢开窗。焚烧的飞灰有什么成分，村委会曾多次尝试送检，但无下文。

　　李坑电厂与附近的永兴村第十二队仅一块菜地之隔，与不少居民住宅距离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发电厂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经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说这种气体不会造成污染、对人体无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种植的蔬菜在太和镇已经没有销路，人们都担心蔬菜受到污染，对健康有害。

　　而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下称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诉，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在没有进行专业详实的调查之前，不能说癌症高发就是焚烧厂引起。”威立雅环境服务技术总监张进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李坑垃圾焚烧项目运行符合政府环保标准，每天都有环保局的人驻厂检测记录。

　　广州市城管委的报告显示：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这更让反对焚烧厂的番禺居民担忧：“李坑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达标了还这样，怎么证明焚烧污染可以控制？”

　　中国于2004年承诺履行公约，并递交了履约计划，其中将生活垃圾焚烧列为“中国优先控制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此外，焚烧产生的飞灰、残渣、污泥等含二恶英废物也是污染源。焚烧飞灰中含有二恶英和重金属等，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国内现在的标准、规范、设备等还比较缺乏。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构成与欧美国家有明显差异。有机质多，垃圾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腐败，加大了填埋处理难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给垃圾分类带来困难，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资源。”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有机质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导致燃烧不充分不稳定，容易产生恶英等污染物质。

　　两害相权取其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未被处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垃圾处理技术选择进退两难。

　　根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认，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体，但与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长张东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现在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除了做好技术宣传外，亟需加强垃圾处理场运行信息公开及监测监督工作，以消除社会担忧。

　　在国内，像高安屯这样比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厂投资约8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烟气净化设备，用于控制焚烧后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王维平坦言，与填埋场一样，有些焚烧设备运行不够规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经历了二恶英危机的日本，对焚烧厂的污染监控十分严格，几乎每小时都要检测二恶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类精细，送往焚烧厂的是高热值可燃物。

　　热值高是对焚烧垃圾的基本要求。来自北京市环卫研究院的检测数据表明，北京城区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热值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热值为每公斤9000千焦。王维平解释说，每公斤热值4200千焦就可燃烧，一般东部城市能达到6200千焦，基本相当于低质煤的热值。

　　仍有企业认为，这样的热值低于国外，进口设备用起来没那么容易。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显示，当垃圾热值较低或水分较高时，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烧厂的负责人坦言，平时违规运行，应付领导检查才调至达标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环保部门在线监测数据，对造假和不稳定也缺乏监管力度。

　　标准与执行

　　垃圾处理链条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观察家认为，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各个环节面临诸多体制困扰。

　　面对超负荷运行率达67%的末端处理设施，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垃圾管理体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解释说，北京将择机建设4个垃圾处理循环经济生态园区，其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筛分、生化、焚烧、填埋等。在园区外要划出控制区，只做园林绿化和市政基础设施，把居民和垃圾处理设施有效隔离，500米之外还要划分1000~2000米的生态缓冲区。

　　然而，人们对此普遍持保留的态度。“政府部门在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标准时有一种倾向，似乎越高越好，却忽略了可行性。”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毕志清说，在垃圾处理环节亦是如此。烟气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但一些指标的检测频率，超标之后如何量化处罚等规定还比较缺乏。

　　王维平建议，除了建设上严格按照标准施工，还应及早建立设备操作运行的标准。“比如员工要持证上岗，焚烧厂前面安装在线监测的电子屏，实时公布监测数据，公众和政府共同监督，污染就罚款或关停。”

　　在这场关于焚烧的争论中，徐海云一度被称为坚决主烧派。但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承认，中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无论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监管需要各种投入，公众参与、公开透明是暴露一切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他指出，现阶段尚无公众参与的合理制度，需努力建设。

　　垃圾管理“保卫战”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王善成近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填埋和焚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关键要从源头减量。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 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严格而细致，包括资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塑料垃圾、金属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如果人们，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譬如，一个香烟盒包括纸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处的那圈铝箔三个部分。那么，这个香烟盒就要分成纸、塑料和金属三类分别回收。而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都会拿清水洗干净，然后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北京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居民垃圾分类，至今并无太多进展。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一度被指定为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参观地点，陆续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如今，这里已经很少有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了。

　　垃圾的分类程度，与焚烧产生的污染有重要的关系。北京一家垃圾处理厂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调研期用成分很纯的餐厨垃圾做试验，效果很好，但最后实际收来的几乎有一半是普通生活垃圾，拖鞋、丝袜、瓶子，什么都有。这使得设备难以稳定运行，只好不断追加投入，改进技术。

　　进焚烧炉的垃圾成分和热值不稳定，也对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污染控制带来挑战。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分类收集，以减少含氯的塑料、含重金属的电池灯管等物品进入焚烧垃圾，是控制污染物的首要办法。

　　在日本和台湾，一些垃圾处理企业采取向周边居民免费供电、供热等补偿措施，并出资兴建配套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如健身中心、花园绿地。

　　台湾公众经历了从反对建设焚烧厂到参与监督运行管理的过程。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凌永健与其团队作为独立第三方监管操作过程，公众也可以随时进入焚烧厂，其设施运行水平逐渐提高，为公众接受。与此同时，台湾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推行5年之后，厨余垃圾和废旧物资回收率倍增，台北的生活垃圾日处理量从高峰期的3695吨减少到1500吨。

　　北京的垃圾源头分类也再次提上日程，新一轮试点开始推进，含水量高的餐厨垃圾被要求用小型设备就地处理。对此，徐海云表示：“我当然希望能成功，但这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据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王伟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推进生物质废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工程，其中包括利用餐厨垃圾产生沼气发电等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应该大力发展的技术。”

　　在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看来，一些资源化处理公司的新技术确实有待改进和成熟，但它们理应获得国家政策方向上的支持。“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资金和力量大批投入垃圾焚烧，那其他资源化处理方法就很难发展。”赵章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番禺宣布垃圾处理项目将重新选址论证的同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也将分阶段展开。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表示，现阶段鼓励业主使用厨房垃圾粉碎机分流餐厨垃圾，最终的处理方式也将通过各方大讨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