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在行动：曾有贪官排队自首

　　“第一反贪局长”陆成景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1989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以下简称“广东省反贪局”)宣告成立。作为内地的首个反贪局，它比国家反贪总局的设立早了整整6年。

　　广东省反贪局成立后，该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成景出任局长，成为中国“第一反贪局长”。2010年1月30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来到广州，专访了陆成景。如今，他已78岁高龄。因深受肺病的折磨，他平日深居简出，话也不多。回忆起往昔岁月，陆成景总是谦虚地说：“我做得还不够。”

　　从香港廉政公署学“绝活”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广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潜藏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其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已蔓延至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群众要求“惩治贪污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

　　“‘反贪污、反渎职’亟须在行政、法理上找到依据，形成机制。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需求。”陆成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当时作为分管经济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更感责任重大。

　　陆成景是位“老司法”。他1932年生于广东湛江，早年被选送到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现广东省公安司法干部管理学院)学习，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文革”结束后，陆成景被调入广东省政法委工作，后出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此后，他接触了大量官员经济犯罪的案件。如何预防、惩治贪污腐败，成了那一时期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些老干部回忆，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为《廉政风暴》的香港电影，曾风靡内地。这部描述香港廉政公署办案内情的电影，引起了广东省政府的注意。

　　1988年10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组团前往香港考察，陆成景担任团长。在这次为期7天的考察中，陆成景一行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香港方面十分热情，几乎“知无不言”地向他们介绍了经验。

　　“他们介绍全套技术给我们，像如何安插卧底、保护线人等看家‘绝活’，也都教给我们了。”当时的副团长吴伟亮(时任广东省检察院法纪处处长)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廉政公署有他们的可取之处，但我们搞的反贪局要有自己的特点和优越性。”

　　此后，广东省检察院又多次组织人员赴港交流、调研。不久，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广东省反贪局的雏形逐渐形成，成立了一个由举报中心、侦查处、综合指导处、预防处、税务检察室、境外协查等6个部门组成的反贪机构。

　　贪官排队等候自首

　　1989年6月初，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复之，给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扬下了一道指令：组建一个强力、有效的反贪污、反渎职机构，“设在检察院系统下，广东省带头，成功之后其他省市跟进，中央不再另发红头文件”。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迅速开始筹备。6月20日，全省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斗争经验交流会在蛇口召开，讨论了新反贪机构在建制、人员分工等方面的大致设想。7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中共广东省委报送了《关于建立贪污贿赂罪案侦查局的请示报告》。8月10日，广东省委批准成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任命陆成景担任局长。

　　陆成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坦率地说，当时让我来当这个反贪局长，我压力很大，也有顾虑。一些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望，如果我做不好这个工作，对不住党和人民的厚望。”

　　“陆成景有个特点，就是说到做到。虽然有压力，但一旦接下任务，他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绝不犹豫。”陆成景的一位老同事说，“一上任，他就跟贪污腐败分子们打起了一场心理攻坚战。”

　　广东省反贪局成立当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广东省反贪局借此机会，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让犯罪分子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迫使其投案自首。

　　陆成景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让吴伟亮直接上电视，给犯罪分子以“心理威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吴伟亮作为省人民检察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准时在广东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露面。一般情况下，他只说两句话：“今天距离限期坦白的最后期限还有××天；截至今天，已有××个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有时，他还会讲一个刚刚破获的贪污案案例。

　　时任广东省反贪局常务副局长的邓海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反贪局刚刚挂牌成立时，举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也有很多官员主动找上门来，求情或者自首。“反贪局的领导干部既有成就感，也感到痛心。”邓海兴说，“那个时候，天天都有人来找，要请反贪局的人吃饭，很多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改革开放10年间，很多人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就犯了经济错误。反贪局的宣传攻势让很多人崩溃了。一些涉嫌贪腐的官员，找到反贪局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跪下谢罪，痛哭流涕。这时候，我们甚至顾不上办案，反倒先要安抚他们。”

　　陆成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那次“限期自首”攻坚战中，全省共有3485名违法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交代出的涉案金额累计达5040多万元。其中，处级以上干部就有439人，潜逃到境外后又回来自首的犯罪分子有33人。特别是在最后一天，至深夜12点时，还有不少人在反贪局排队自首。

　　亲自押回外逃贪官

　　当时的广东省，贪腐官员畏罪潜逃现象比较突出。陆成景和反贪局的同事，不得不时常和我国港澳地区以及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相关机构进行合作，追捕逃犯。

　　吴伟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陆成景是个工作狂，长年的奔波，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加上原本就患有肺病，所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他不能吹空调，每次出行，他的车子都不开空调，住的房间也不能开空调。广东那么热的天气，对他来说真是一种受罪。即使这样，每次有重要的案子，他都会亲自出马。”

　　曾轰动一时的深圳市原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被“引渡回国”的案子，邓海兴至今记得很清楚。1993年7月，王建业在被检察机关传讯期间，从云南边境偷渡到缅甸，后又逃到泰国。他企图用50万美元贿赂泰国的一名警长，要后者帮他逃到柬埔寨。得到这一消息，陆成景立即部署、指挥了一场“外交战”。他一面与泰国相关机构对话，请求支持；一面派人直接找到那位警长，做说服工作。经多方努力，我办案人员与那位警长“交上了朋友”。最后，警长说“不要钱，要好朋友”，不仅退回了王建业送给他的钱，还亲手将王建业转交给了我办案人员。

　　“由于该案案情重大，陆成景担心再出意外，决定亲往汕头‘接’王建业。”吴伟亮回忆，“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公路网，从广州过去，几乎开了一整夜的车。”到汕头后，陆成景亲自带人去海关协调、办理手续。之后，陆成景等人又押着王建业连夜赶回广州。1995年4月，王建业因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偷越国境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在今天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大楼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详细介绍了广东省反贪局20多年来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其中，在陆成景担任反贪局长的5年间，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10444件，逮捕犯罪分子4862人。

　　“猛张飞”栗战平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特约记者 原茵

　　“我所从事的职业比较敏感，也很平凡，低调一点对工作有利。”在几次以“没啥好说的”婉拒后，山西省长治市反贪局长栗战平，终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在栗战平的带领下，长治市反贪局获得过全国优秀反贪局、山西省检察机关反贪办案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但他仍然要求同事们凡事都要低调。他们就是在“不声不响”之中，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贪腐大案，其中包括去年曾轰动全国的山西繁峙县穆新成腐败案。

　　查办穆新成腐败案

　　我们对栗战平的采访，是在长治市区的一个西餐厅里进行的。和想象中的不苟言笑、铁面威严不同，栗战平不仅没有官架子，还相当和善。我们的话题就从穆新成案开始。

　　2009年5月，山西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穆新成被“双规”，后来被移送司法机关。当时，有媒体报道称，“穆新成靠贪污腐败聚敛到亿万身家”。谈到该案，栗战平首先向记者纠正了一些媒体报道中的错误：“媒体说他受贿2亿多元，是夸大了事实。”“刚听说穆新成受贿2个多亿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作为检察官，我很清楚，从当地的经济情况来看，他即使疯狂敛财，也根本不可能受贿2个多亿。行贿人行贿一成，要的是十成以上的回报。繁峙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共只有3.6个亿，穆新成受贿2个多亿，那要为行贿人办成价值多少个亿的事情？”

　　“2009年11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令我们查办穆新成案，并要求在2010年省两会前出结果，给社会一个交代。时间紧，任务重，局里接到任务后，立即调来8位同志，组成专案组，赴忻州(繁峙县归忻州市管辖)调查。”栗战平回忆说，“当时，省人民检察院和忻州市纪委已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但也遇到了一些难题。穆新成曾是一名检察机关的干部，非常会保护自己。我们第一次接触他时，他不但不抵触，还说‘可盼到你们来了！’但谈到具体问题时，他就会立即摆出无罪辩解的态度。”

　　穆新成不开口，栗战平就指挥办案人员从外围取证。不过，穆新成之前有过一些资助贫困大学生、修庙、绿化荒山等“善举”，被认为“是个好人”，所以取证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于是，栗战平又把突破口集中在行贿者身上。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查出一家药材公司曾给了穆新成138万元的“工程介绍费”；其余20多万元的受贿款也被一一查出。

　　轰动全国的穆新成案，从2009年11月16日立案，到12月14日结案，在栗战平的手里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同事们在谈到这一点时都说，栗战平就是这样一个人：雷厉风行、高效、智慧。

　　“不轻言放弃”的检察官

　　现年54岁的栗战平，生长于长治。“在内蒙古当了3年兵，没住过房子，一直在野外住帐篷。那里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他用很幽默的话聊起了自己的过去。

　　1979年，栗战平进入山西省潞城县检察院工作，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代检察官。“检察机关的主要部门我基本上都呆过，仅在反贪、公诉、批捕3个部门就工作了12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栗战平逐渐成为全省检察院系统的“典范”。

　　在壶关县检察院任检察长两年后，栗战平再次被提拔，任长治市反贪局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栗战平记忆犹新。

　　“在办公室吗？我过去一趟。”1999年初的一天下午，栗战平接到了时任长治市检察院检察长马顺强的电话。“马检察长平时寡言少语，与下属从不多说闲话，但思想敏锐深邃，一语中的。我以为他是要来检查工作，就赶紧拿出笔记本，准备汇报工作。没想到他开口就说：‘想调你去当反贪局长，你愿意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就顺口答了句：‘我考虑考虑。’”栗战平说，后来朋友们还经常拿这件事“取笑”他：“提拔你呢，还考虑什么？”

　　“当时，我考虑的不是提拔不提拔，而是我能不能胜任市反贪局长这个职位，能不能对得起人民对反腐的期望。”栗战平自言自语道。

　　“为什么会选你当长治市反贪局长？”记者问。栗战平说：“用马检察长的话讲，我认真、负责，对工作有始有终，不轻言放弃。军人是‘党的宝贵儿女’，他看中的，或许正是我曾经的军人身份和在检察院多年的工作经历。”

　　山东智擒逃犯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请栗战平总结办案体会，他想了想说：“这个工作需要有猛张飞的勇气，但又不能逞匹夫之勇。遇到案子时，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压力，都要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同时又要有智慧、计谋，很多案子的侦破过程都体现出办案人员执着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

　　一次，一个贪污公款的官员潜逃到外地，上级要求长治市反贪局迅速予以侦破。栗战平立即组织人手展开行动，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丁某藏身的地点——山东省日照市。他们在调查中还了解到，丁某爱好古玩。于是，栗战平亲自带人赶到日照市的一家古玩店。“我们发现店内只有少数几个客人。我很着急，脑子里冒出一连串问号：丁某是否就在其中？哪个是他？如何将其制服？情急之下，我对一个貌似丁某的人大喊了一声：‘老丁！’听到喊声，那人本能地‘嗯’了一声。我马上判断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丁某，于是迅速上前握住他的手：‘老丁，咱们在一起打过牌，你不认识我了？’那人有些发懵：‘我不认识你啊。’‘再想想，你还赢过我呢？’我拽住他的手臂，一边寒暄，一边往外拉，与守候在门外的干警一起将他抓获。”

　　最难侦破的是公检法系统出的“内鬼”。栗战平说：“这样的案子我办了很多，有些人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反侦查能力很强，查处起来比较困难。”前两年，长治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因受贿被查。为了获取一个重要证据，栗战平把一位证人带到嫌疑人的藏匿地——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家宾馆。考虑到嫌疑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入住那家宾馆时，栗战平让证人用真实身份证登记了一个房间，而他和同事们则全都借用当地人的身份证登记。果然，在证人与嫌疑人通话后，后者立即挂断了电话，并悄悄派人了解情况。发现没有“可疑人”后，嫌疑人才打消疑虑联系证人。就这样，栗战平成功取得了嫌疑人和证人谈话的电话录音，并很快将其缉拿归案。

　　说到同行落马，栗战平摇头叹息：“每次看到他们出事，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是精英，但我们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失去百姓的信任。”

　　追求“三加一”

　　近20年的反贪经历，让栗战平产生了很多思考。

　　对当前反贪工作的风险性和复杂性，栗战平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他说：“被举报对象一般都有很强的人际关系网，我在办案时主要把握几点：一、办任何案子都出于公心，唯法律为尺度，不会考虑举报者和控告人出于什么动机；二、不论谁来说情，都要平心静气地与之交流，尽可能地听取申诉，对合理要求要细心落实，对非分要求给予拒绝，但也要向对方解释清楚；三、决不收礼，这样的话，别人可能会说‘这个人不办事’，但不会对我的人品有非议。这是我办案20多年的重要工作体会。”

　　在栗战平看来，多读书，是当好反贪局长的另一个“诀窍”。“每次到北京出差，我都不忘到书店去找最前沿的法律书籍。最近刚从北京买了几本关于证据方面的书，因为我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和趋势。”除专业书籍外，他对人物传记类和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也感兴趣，“通过阅读，可以得到教育和启迪。在挫折、沮丧的时候，可以从书中得到鼓舞，找到力量”。

　　反贪局的历史使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任建明 

　　我国的反贪机构隶属于司法系统，作为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时至今日，我国的反贪机构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局部试点阶段。自1989年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组建开始，到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之前，6年中，全国范围内的多个省、地、县检察院相继成立了反贪局。第二，普遍建立阶段。在反贪总局成立之后的2到3年间，全国各级检察院普遍成立了反贪局。各级反贪局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到现在的大约10年，是第三个阶段。

　　我国各级反贪机构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对腐败犯罪进行调查或侦查。调查结束，证明被调查人确实存在腐败犯罪行为的，由检察院系统的公诉部门提出检控，再由法院系统进行判决。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规定，各级反贪局负责对12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或调查)，即：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为了查办上述涉嫌犯罪的腐败行为，各级反贪局主要行使以下6项职权：一、收集和调取查明案件事实所需的书证、物证材料；二、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三、查询、冻结有关银行存款和账号；四、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犯罪或者犯罪证据的人员的身体、物品、住所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扣押有关物品和文件、邮件、电报等；五、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等进行勘验和检查；六、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20年来，各级反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查办了数量惊人的腐败犯罪案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填补了我国依法反腐环节上的空白。反腐的基本要素既包括反腐败立法，也包括反腐败司法。完整的反腐败司法则包括调查(侦查)、起诉和审判。在司法系统内组建反贪机构，正好填补了我国依法调查腐败行为的空白，使我国的依法反腐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二是依法查办了大量腐败案件。20年来，各级反贪机构平均每年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数，多则5万余件，少则3万余件。其中，国家反贪总局参与查办了厦门远华特大走私及腐败案、无锡非法集资及腐败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集团腐败案，以及北京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等高级干部的腐败大要案，主要承担这些案件中涉嫌腐败犯罪部分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为惩治和威慑腐败犯罪行为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家挽回了数量可观的经济损失。三是积极开展一些反腐败国际司法方面的合作。例如，在开展国际追逃工作中，成功追逃了一批潜逃到国外和境外的腐败分子。各级反贪机构在调查腐败案件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提高了专业能力。

　　虽然成果斐然，但我国同时也面临着反贪机构办案能力待提高、腐败现象挑战严峻的局面。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来自机制方面的制约，也有来自人力资源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但究其根源，还是机制——反贪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授权不充分。笔者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可将反贪机构从检察院系统中独立出来，实现反贪机构和现行行政体制的合理分工合作，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