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乡愁现象蔓延 一线城市白领面临去留两难

　　核心提示

　　记者2月25日在《南方日报》深读版刊发的稿子《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西部、故乡—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

　　记者发现，这种一线城市中的“大都会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都市光环黯然失色，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返乡潮暗流涌动。一种苗头正在出现。

　　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倾听大都会居民“更有尊严”的诉求，更窥视经济、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青萍之末”。

　　“回乡发展”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退潮”？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城乡格局变化？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

　　流动

　　“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回家乡发展”。然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回乡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

　　日前，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

　　郑婷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郑婷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回家发展”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

　　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

　　而那些刚毕业、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则更没有羁绊，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临时看看随时走人”的态度观望。

　　而这其中被称做“蚁族”的一群，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更倾向于“爬离”大都会。在本报关于广州“蚁族村”的调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而他的方向，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安家落户。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

　　在北京，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举家“逃离”北京迁往成都，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春节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广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迁徙

　　从当年的“百万大军下广东”到如今的“回乡发展”

　　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是对“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的一次“反攻倒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伴随着“分配工作”和“铁饭碗”制度的打破，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

　　“出去闯荡”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百万大军下广东”、“闯深圳”、“闯珠三角”、“闯长三角”……一时间，哪里的经济最热，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接着是“打工潮”的形成，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

　　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在第二年内走了14个，“硕果仅存”的一个留在烟草局。

　　人口流动的顶峰，是整个社会对现实桎梏的不满和浪漫闯荡精神的雄起，而这也挟裹青年人背离现实、背叛稳定既成的生活去异乡冒险：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北京，广东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扩张。一个个“新城”拔地而起，接纳落后地区相继而来的新移民。在这背后，人口的积极流动也将“人口红利”带给了沿海和大都市，制造业、服务业、第三产业都相继启动，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其间，人口流动带动大都市地产业的长足发展颇为引人瞩目。

　　以广州华南板块为例，就有数十家能容纳十万计的大型楼盘，其间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纳了数百万的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高知识白领人口。

　　但是这一切在2005年以后出现了转机的新苗头，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发现，自己曾经背叛的城市和乡村或许更适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离乡为代价换来的都市生活却依旧平实而艰辛。

　　于是，对比“比”成了羡慕，羡慕“转”成了思念，而思念在亲情的发酵中逐渐形成乡愁，乡愁在经济的推动下变成行动。特别是在2006年2007年楼市价格一路高攀之后，“回家”蔚然成风。

　　而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迁徙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