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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员的一言一行不仅关乎仕途民望，更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报记者郭晨/摄 |
“敢说真话的不多，阻挠采访的不少”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官员 对方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试图封口，这加重了日本记者盐泽英一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半年后，当地负责的官员被处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2003年6月，金边，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正在这里参加东盟系列会议。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李外长吗？我们是专门为他飞到柬埔寨的。”说话的是4家日本媒体的记者。他们将申请递交到中方工作人员手中，露出恳切的面色。
没过多久，李肇星走出会场后并没有回饭店房间，“他在饭店大厅的沙发处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访。”7年后，谈起当时的场景，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依旧对此充满感激。
李肇星是盐泽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国官员之一，“他很坦率，有问必答。”接着，盐泽话锋一转，“但现在，似乎敢说话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少了。”
中国官员难开口 最直观的感触来自于采访门槛之高。
在华报道近10年，盐泽和他的同事们除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稍微“热络”外，很少能得到采访中央官员的机会。他曾向环保部发出过好几封采访函，但后来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复。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盐泽一共申请采访20位政协委员，最后只有3位委员给了他答复。不过，接受采访的委员名单中，包括解放军少将罗援，这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两会报道“比较满意”。“要知道，只有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我才能采访到他。”盐泽有些兴奋地说。
他把采访官员的成功几率归结为采访平台的大小。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特别为媒体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国内外各种采访和新闻发布工作。这与当时只对本国媒体举办吹风会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开放”。
但这种举动并非常态。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外国记者们发现，国内“安静”的中国官员在国外也经常选择“鸦雀无声”。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另一名法国记者则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1000元购物券“封口费” 所以，盐泽在进行中国报道时一般采取两种方案：如果官员不肯表态，就从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这么做时就和不少地方官员“擦肩而过”。
2007年，盐泽注意到江苏省某市一家化工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当他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时，有官员自信地表示：“我们没有污染问题，你不值得来这采访。”此外，还建议他去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报道。
盐泽半信半疑地放下了电话，但没过几天，该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亲自到访共同社驻京办公室。为了达到说服日本记者不去采访的目的，这名官员甚至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国秘书手上，试图拉拢秘书一起做工作。
这反而加重了盐泽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并完成了写作。之后，这篇日文报道因被中国媒体转载而引发国内关注。后来，盐泽了解到，当地负责的官员在半年后已被处分。
“我算是幸运的。”盐泽说：“我很少在采访时与举止蛮横的官员面对面，而且日本记者算是比较"听话"的类型。”盐泽口中“不听话”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争吵的美国、英国记者。
美联环球电视记者胡大卫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诸多奥运期间为外媒提供的“临时便利”都得以常规化。从此，第537号令也成了胡大卫的“挡箭牌”。在采访受阻时，他常常扛着摄像机就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行采访！温家宝总理都说过的，我们有权利！”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赵启正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个令盐泽很欣赏的外交官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次发布会上，他清楚地听到赵启正一字一句地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让很多外国记者从此释怀。
“我希望多几位敢说话的中国官员。”盐泽表示，因为这种改变也许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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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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