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官员为何很少当众动怒 在国外，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所利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晴川发自北京在西方，当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从事公共事务”。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人物。这意味着，官员和演艺明星一样，既然选择做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众意见的媒体打交道，时刻接受大众和传媒的审视和监督。
当然，外国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也并不总是很愉快。
美欧官员动怒方式迥异 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属贝卢斯科尼与记者的“交手”。
3月10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罗马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记者卡洛马尼奥打断他的讲话，问及事先没有安排的涉及政府官员腐败案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大为恼火，大骂卡洛马尼奥不知羞耻，是流氓，并下令将他赶出会场。意大利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随即抓住这名记者的上衣，将其拎出会场。
两天后，类似的一幕在伦敦上演。在唐宁街与布朗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两度被问及有关其与妻子布鲁尼婚姻的问题。他显然被激怒了。先是呵斥一名法国记者：“如果你认为一位法国总统有时间对这种荒谬可笑的谣言作出反应，我不知道你认为他每天都会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然后拒绝问答英国记者的提问。
面对媒体，美国有些总统“发怒”则是另一种表现。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入主白宫前，一度是新闻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就无法守卫我们的自由；如果面临失去它的危险，我们的自由将会受到限制。”然而说归说，在他真的当上总统、与媒体长期过招后，杰弗逊也尝到了他原先推崇的“新闻自由”的滋味。离任之际，他酸酸地扔下一句：“舆论所说的真理，原来仅是以报纸上写的为依据。”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也饱受媒体批评，但他倒是想得通。他有一次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有时候你们不喜欢我做出的决定，有时候我也不喜欢你们对我的决定的描述方式。但无论如何，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国家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议员骂人下场悲惨 不是每个人都像布什那么幸运，比如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前众议员麦金尼，就曾“因言获罪”。
2007年，麦金尼尚在议员任内时，曾与国会看门的一个警卫发生肢体冲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她为这件事到众议院作解释时，她的私人保镖又和一名记者发生了冲突。
原来，正当麦金尼走上国会的台阶时，来自亚特兰大的记者斯科特紧跟其后，连连追问有关这次事件的进展。本来在这种敏感时期，麦金尼对媒体应格外谨慎，但不想她的保镖却对斯科特粗口相向，甚至推推搡搡，威胁要把斯科特“送进监狱”。斯科特只是一个小电视台的记者，本来他的报道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然而，麦金尼的保镖这一推，却引起美国大媒体的关注。本来就看麦金尼不顺眼的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台更是大作文章，说成是“女议员保镖打记者”，把事情越炒越大。
在2008年的中期选举中，麦金尼这个连任了6届的资深众议员最终因为一连串的是非丢掉了议席。
微笑面对媒体才是上策 当然，类似麦金尼事件在美国只是少数。美国官员大多不怕面对媒体，对付媒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本报记者在美国工作时，曾采访许多不同级别的官员，上至部长，下至小镇里的官员。不过，尽管级别悬殊，这些官员面对媒体均胸有成竹。一个学区里管理残疾儿童事务的“芝麻官”，也能把美国的残疾教育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再深究下去，可能与美国教育方式有关系。美国从小开始就鼓励学生的表达能力，美国的孩子面对镜头很少害羞和怯场。
总的说来，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美国官员形成了一套与媒体打交道的“潜规则”。比如总是面带微笑，对于可能引起难堪的问题设法回避，不会轻易动怒。因为，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利用。正所谓，媒体骂官员不是新闻，而官员骂媒体，很快就能成为引人瞩目的热门话题。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官员与媒体的互动中，媒体也要有些自律精神。媒体应是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不能动则以民意代表或仲裁者自居，或者倚仗手中的“话语权”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公众。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四成民众不相信媒体。《华盛顿邮报》也承认，奥巴马有意避开华盛顿新闻圈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鄙视所谓主流媒体”。
中国官员“学会对话”，需要时间 【作者】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如果我给我们的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线附近。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经对一些官员进行过公关培训，当时一提到媒体，他们都流露出较为厌恶的表情。当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媒体相处的训练，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们面对媒体来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可能会更合适。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媒体舆论日渐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在重压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和媒体、公众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网络上传播着一些所谓“雷人”的官员语录，其实它们正是某些官员不适应现阶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种表现，而这些语录，也不能代表官员的整体面貌和状态。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中国官员们还是在试图改变自己，增强自己应对媒体能力的。比如，各级政府现在很重视培训工作，很重视网络舆情，还很在意能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更鲜明一些，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东省某些县市，县委书记和政府宣传部对网络媒体的开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尝试。例如用网络让老百姓做一些评选工作，挑选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官员讲话。这些尝试，多多少少开始让中国官员面对和接受社会的改变，逐渐熟悉在一个改变的环境中执政和管理。总体上看，中央官员适应环境的能力要略强于地方官员，因为无论从眼界、视野，还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异。
而与国外官员相比，我认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过浅层次的培训获得。差距主要在观念方面，我们的官员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随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动地运用传播规律、传播技能来与媒体互动呢？只怕这时就会有警戒的声音响起：言多必失。
但现在，“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我主张要让中国官员都“学会对话”，除了体制改革，还要有培训的辅助。但与媒体期待相比，改变现状的速度会有一个差异问题。不过，随着今后年轻干部走上岗位，速度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转变至少需要5年、10年时间。所以，中国官员的能力要想符合媒体期待，没有5年、10年也很难做到。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有耐心，而我们的官员要有紧迫感，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有紧迫感。可能现在的差距大家还能接受，但若等到价值观完全冲突时，社会危机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冲撞出来，那就为时晚矣。（邓媛/采访整理）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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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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