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3月19日晚间发表声明说，欧盟委员会将提出一套以欧元区国家提供双边贷款为基础的希腊救助方案，他同时呼吁欧盟领导人尽快通过这套方案。这是2010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欧盟工作人员在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到访前悬挂希腊国旗。新华社记者武巍摄
欧元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希腊债务危机不能处理好，那么极有可能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继续渗透和扩散，给复苏中的全球经济造成很大拖累。
一些国家是否在以一个杠杆化取代另外一个杠杆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支玲琳：近来，全球经济复苏之兆已然显现。但是，迪拜、希腊等债务危机“冷不丁”地接连冒出，还是为复苏之路平添了几许不确定性。尤其是眼下的希腊债务危机，引爆了一场波及欧洲多国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这是不是一个个偶然的独立事件呢？
郭田勇：从外因来看，欧元危机可以说是次贷危机的伴生品，用“余震”来形容并不为过。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欧元区国家——尽管看起来，这时间跨度是长了一点。像希腊，本身旅游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经济危机后，旅游人数剧减，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再加上欧洲国家的高福利社会制度，裁员减薪较困难，因此一旦经济危机来袭，只能是企业倒闭、经济衰退。
当然，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欧元区虽然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各国间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当初欧盟为了迅速做大欧元这个货币联盟，只要欧洲国家主动愿意加入，一般都会接纳。今天，欧元区也许正在为当初的匆忙扩张付出代价。像希腊的经济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薄弱环节就很容易出问题。再加上政府赤字过高和负债较重（像希腊，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10%），一旦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收入下来，市场层面担心政府不能偿还债务的恐慌便会不可阻遏地蔓延开来。
不过应该看到，真正导致希腊和欧洲的这场债务、货币危机浮出水面的，恐怕还是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的一些硬伤。这才是本质上的问题，金融危机不过是诱因。即便没有金融危机的波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早晚也会暴露出来。
支玲琳：次贷危机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全球化背景下，“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的威力。在当前复苏基础尚不坚实的情况下，人们担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您怎么看？
郭田勇：这里面主要有个“绑架效应”。希腊毕竟是欧元区的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欧盟各国用的是同一种货币，相互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在最弱的环节上出了问题以后，投资者对欧元区产生整体的利空心理，担心其他欧元国家受到波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何况在欧盟内，高负债、高赤字问题并不只有希腊一家，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此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毕竟欧元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希腊债务危机不能处理好，那么极有可能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继续渗透和扩散，给复苏中的全球经济造成很大拖累。
支玲琳：受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在一路下跌，但目前欧元区核心国家尚未就如何援助希腊达成共识。无论是希腊还是欧洲，将如何从这场危机中脱身？会重复阿布扎比援助迪拜的解决路径吗？
郭田勇：如果现在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伸出援手，当然可以打消掉投资者的恐慌，但拿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打个比方，就像阿布扎比援助了迪拜，所以世界最高的“迪拜塔”也不得不改名，以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命名。所以经济援助是有代价的，作为援助国，欧洲的核心国家也要权衡利益得失。另外一方面，即便核心国家愿意为希腊提供援助，但是希腊又能给人家提供怎样的信心保障呢？现在希腊的领导人到处在游说，但是信心不能光靠说。我们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可要是没有4万亿作为保障，光讲信心也不行。可以预见，如果希腊不能切实拿出一个整顿国内经济、削减赤字的有效方案来，债务危机短期内将难以化解。
支玲琳：事实上金融危机后，高赤字的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不少国家的选择。虽然希腊债务危机还没有到“人人自危”的地步，但是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国际上反思之声四起，强调赤字、外债要回归“警戒线”。该怎么来看？
郭田勇：对于政府来说，要量入为出，花钱发债之时，一定要和未来收入预期相挂钩，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作为保障。有些事情难以预料，就像希腊，
在金融危机以前高额债务没有发生问题，但一碰到这种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抵挡不住了。中国虽然国情不同，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很强烈，在负债问题上同样也出现了一些过于扩张的举动。我们考察过，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有些县一级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70%-80%了，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当然现在看来，房价比较高，卖地收入颇丰，财政收入充沛，还款能力不成问题。但要是将来外在基本面发生一些变化，房价回调、地价回落，财政收入增速骤降，我们是否还有还款的信心和准备呢？
未来中央政府很有必要对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偿还能力进行有效评估，确保其负债率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希腊危机是个教训，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支玲琳：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后来的迪拜危机，今天的希腊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债务危机”。在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债务危机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震源”所在。
郭田勇：是的。在次贷危机中，我们一直在反思金融杠杆化比例太高，金融机构的负债过多。所以危机后，出现了金融业去杠杆化的趋势，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还是要发展，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比较大，各国政府肩负着刺激经济的使命。所以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政府赤字、负债暴增，政府杠杆化比例大大增加。或许现在到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在以一个杠杆化取代另外一个杠杆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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