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做客强坛照片 编者按：2010年3月26日17:0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世界新治理论坛”主任古斯塔夫·马林（GustavoMarin）、政治学者阿尔诺·伯兰（ArnaudBlin）做客强国论坛，以“全球性危机与全球治理”为主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访谈摘要： 沈骥如：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放松了金融监管，听任各种“金融创新泛滥”造成的。金融危机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监管也仍然有许多漏洞，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全球的金融监管，防止类似的危机再度发生。
古斯塔夫·马林：确实，全球治理的道德和哲学基础是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哲学家强加给整个世界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园，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制。
阿尔诺·伯兰：联合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他也不能成为唯一的中流砥柱。不然的话，这根柱子很快就会倒坍，其他的国际组织、其他的民间组织也应该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当中来。
访谈正文： 【沈骥如】：网友朋友们好，我是沈骥如，很高兴有机会和马林先生、伯兰先生一起和网友们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
【古斯塔夫·马林】：大家好！我是古斯塔夫·马林，从1993年开始我每天就会来一次中国，因为我打算很快在去中国，因为我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已经准备好和各位网友针对“全球性危机与全球治理”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讨论。比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式？
【阿尔诺·伯兰】：大家好。我是阿尔诺·伯兰，对不起我迟到了，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一起聊天。
应对全球性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沈骥如】：首先就今天的访谈主题谈一点体会。全球性的危机与自然和社会都是相关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交互作用的。例如，气候变暖问题是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大量消耗能源和其它资源，像大气和水，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有害物质，造成了气候变暖，南北极的冰雪融化，海平面的上升，危及了人类的生存条件，表面上它是个自然现象，实际上它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所以，气候变化这个自然现象是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当造成的，因此，我们中国正在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只有转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才能应对气候变暖问题，而且迎接气候变暖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又如，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放松了金融监管，听任各种“金融创新泛滥”造成的，这完全是一个社会问题。金融危机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监管也仍然有许多漏洞，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全球的金融监管，防止类似的危机再度发生。
当然，像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智利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主要是自然界引起的。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对此有所准备，例如建立好完善的灾害应急救助系统，如果建筑物都是具有防震能力的，那么，灾害造成的伤亡就会大大减少。相反，如果没有全国紧急动员抗灾的体系，建筑物都是偷工减料的，那么，这种人祸就会加重天灾的危害性。
[网友农科大123]：请问嘉宾：全球性的危机是主要来源于自然？还是主要来源于社会？
【古斯塔夫·马林】：地震或者出现小行星坠落的现象并不是由人类的意愿决定的，这是大自然在背后操纵，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切准备避免地震造成的损害，建造一些抗震的房屋，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幸免遇难，比如上个月在智力发生了8.8级地震，尽管造成了一些物质的损失，但是仅有300人死亡，尽管人员死亡的问题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但和中国地震造成的损害乃至伊朗，和最近发生在海底的地震而言损失要小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智利人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地震，非常有经验，所以他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比如在1960年智利就发生过9.5级的地震。
同样，古巴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人民也对对抗海啸有充分的准备，因为海啸每年都会迁徙该地区的海滩，但是有一些灾难并不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比如世界上的种种困难：饥饿、战争、金融危机和各种各样的压迫行为。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对权利的渴望，不尊重人类的尊严，不尊重意识形态。这些危机我们都是克服的，我们甚至能够避免这些危机，但是地震和海啸要更难预见和克服。
[网友xzjuli]：请问沈研究员，您怎么看南旱北涝？
【沈骥如】：气候变暖是全球科学家研究的一个共同结论，是一个趋势，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大量使用矿石能源（煤、石油、天燃气），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高纬度的两极地区，南极、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但是，对热带地区影响相对较小，而我们中国所处的中纬度地区，受到的影响主要是大气环流的变化，造成了降水分布的急剧变化，以及有些地方突然变得很冷，有些地方突然变得很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国南方过去降水是偏多的，北方是偏旱的，但是去年冬天以来，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南旱北涝，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异常的结果。
阿尔诺·伯兰远程做客强国论坛照片全球危机还会引起全球对抗吗？ [网友死猪不用烫要分解]：嘉宾，能给中国把把脉吗？看看我们中国是先治理资源危机？还是先治社会危机？
【沈骥如】：首先，我想把这位网友的问题改成“中国应该首先应对资源的挑战，还是首先应对社会问题的挑战？”因为，从全局来看，我们所面临的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还不能算是危机。拿能源来说，我国能源的自给率是90%左右，主要是需要进口石油消耗量的50%左右，煤炭仍然是我们的主要能源，此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水利资源，新能源也在积极开发。所以，从全局看，我们没有资源危机，但是确实面临资源的挑战，因为13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除了要进口50%左右的石油，还要进口一半以上的铁矿石，还需要进口大量的铜，和其它有色金属。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应对资源的挑战，我们的办法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也面临大量的社会问题，例如，尽管我们已经消除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是按照每人每天两美元的联合国标准，我们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口等待着脱贫。又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偏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小，垄断性企业职工的收入和一般普通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还有，百姓对房价疯涨，干部腐败都非常不满。这些都是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挑战。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都在采取大量的措施，积极应对、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挑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应该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所以，以我的看法，我国应对所面临的资源问题挑战和社会问题挑战没有先后之分，我们是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来应对这些问题的。
[网友大荷叶]：沈老，您同意全球危机将产生全球对抗吗？
【沈骥如】：按照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大国争霸、霸权国家更替的历史。按照这个理论，西方国家应对危机是采取“丛林法则”，也就是说强者为王。例如，缺乏资源了，就用武力去争夺；市场不够了，就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这是历史上西方列强应对危机的办法。
今天，时代不同了，21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各国人民希望和平与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少数大国包办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过去。随着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操控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国际关系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和政府说了算，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着办。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且这种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认同。例如，欧盟就认同我们的这种主张。
由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意味着少数国家已经难以主宰世界事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大量非政府组织正在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解决，例如气候变化问题。这次金融危机的始发地是美国，美国无力独自应对这场危机，甚至西方七国也无力应对这场危机，所以，出现了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20国集团取代西方七国的重大转折。全球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表明在多极格局的世界上，应对全球性危机是可以避免全球对抗的。当然，世界的变化是渐变的，历史是有惰性力的，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这个大框架下，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例如，奥巴马在北京信誓旦旦地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掣肘，连连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并且要求人民币升值。
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的，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高度的相互依赖，损伤中国就是损伤美国，这是制约美国“经济冷战”或者说“经济对抗”的强大物质力量。因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摩擦和分歧，但是中美之间和则两立，斗则两害是不争的事实。胡主席说：“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相信，通过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其它各个层面的对话关系，一定能找到妥善解决分歧的办法，中美之间要出现全面的对抗是很难想象的。
帝国时代已过去，人类历史在克服危机中继续 [网友最好的坏蛋]：各位嘉宾，请问你们认为全球性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源于富国的贪婪？对危机，是穷国责任大还是富国责任大？
【阿尔诺·伯兰】：危机的来源？我认为有很多危机也有很多答案。但是为了不拘泥于细节，我认为每个发生转变的时代肯定会导致一次危机，那么，之后显然要治理这种危机，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用什么办法？重点何在？这些都是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也很难找到答案。今天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环境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合力使得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危机似乎更难治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再者是由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的结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有自身的局限没法解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是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他们面对新出现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因为这些问题超出其能力和其传统的解决能力。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起新的世界结构，这样可以帮助世界不同的参与者能够共同谱写我们的未来，这个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大刀阔斧灭贪腐]：尊敬的嘉宾先生,世界今后将面临各种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性危机社会危机,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呈现加剧,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古斯塔夫·马林】：从资本主义初期开始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众多强国当中有一个领头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美国，但是，历史上也会出现一段时期许多强国实力相当，比如说在美洲、印加和阿兹台克就是在同一时期的主导力量，到今天21世纪，很有可能发生很多强国争夺世界的现象，他们在地球上争夺土地和空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就是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争夺霸权。但是，也需要注意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并不属于G-20集团，也不是一些大国，但是，在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心希望能争取世界和平，其中就有中东的巴勒斯坦和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现在的危机非常严峻，但是帝国时代已经过去，人类历史仍在继续，我相信我的孩子和我的孙子们生活的世界，将比我们在20世纪努力打造的世界要更美好。
[xzjuli]：请问古斯塔夫?马林先生，您为何离开生你养你的智利？
【古斯塔夫·马林】：我没有离开智利，我是被皮诺切特的专制统治驱逐出境的，皮诺切特判我入狱，因为我支持了智利南部的贫苦农民的运动，该地名叫“余马普切”，该运动目的是为了收回殖民者，智利人和外国人侵占他们的土地。入狱三年之后得益于国际大赦组织的支持和我母亲、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们不懈的努力，我终于作为政治难民离开了智利来到了法国，但是从1989年起，皮诺切特被全民公爵推翻，因为人民反对他一直连任制两千年的想法，我之后得以重返智利，从此以后我每年回一次智利，因为我的大家庭在那里，我的父母有23个孙子孙女，我们兄弟姐妹共有6人，我计划现在和我夫人一起回到智利生活，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也离开了家里。但是我还会在智利继续为这个全球治理论坛服务，因为从太平洋彼岸看来，中国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对面，我们是邻居。
[网友小评小康小岗村]：请问嘉宾，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下来，来评价一下究竟是给我国带来了怎样的利和弊？
【沈骥如】：历史表明，闭关锁国必然落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预见到了这种趋势，当时还没有“经济全球化”这个词，但是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创造了世界市场，生产就打破了国界，英国的企业使用来自地球遥远另一边的原料来进行生产，而产品则销售到世界各地。当时主要指的是纺织品，现在，这种生产跨出国界的现象是非常普遍了。
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使各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全球。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使各国的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从而使国民受益。所以，中国积极参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与教科书理论上的“经济全球化”不同，实际上，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国家主宰的，因为它们的经济总量大，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大，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像教科书上说得那么美满。例如，世贸组织是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但是一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自己却在搞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双重标准的存在，就是西方国家主宰的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就是说，世界还不是人人皆兄弟，有些国家还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封锁，企图永远保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同时，大量涌入的西方跨国公司，在带来新的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比如，高管CEO的天价工资，引发了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等等。
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宗旨，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不能事事依赖外国人，我们只有把自己做大做强，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才能避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
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制 [网友农科大123]：请问嘉宾：您认为“全球性的危机与全球性的治理”，主要依靠的是人才科技？还是政策和法律？
【阿尔诺·伯兰】：我认为解决这个危机有多方面的因素，技术和政治都应发挥其作用，但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就应该有组织的进行工作，而技术没有办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技术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手段。但是，从广义上而言，组织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政治现象，这里的政治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的政治，也不是联合国所倡导的政治，而是一种全球政治，也就是说我们共同起草一个项目并一起来实施。那么，简言之危机的解决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后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两者之间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通常知道需要去采取一些措施，但我们并不希望为这些措施去花费资金；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以极其迅速的速度动用国库资金来拯救银行。但是，实际上这笔钱可以解决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比如世界的饥饿问题。
[来一贴]：Marin,Blin,你们好！有兴趣听听你们谈谈危机的原因，更有兴趣听你们大胆谈谈欧美在这些事情上缺失的责任是什么？怎么办？
【古斯塔夫·马林】：我认为在谈美国和欧洲的时候应避免将所有的欧洲人和所有的美国人混为一谈，我更希望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谈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尤其是16世纪以后，确实，全球治理的道德和哲学基础是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哲学家强加给整个世界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园。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的体制，但是，这一次在21世纪初期，我们应该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这次这个新家园的中流砥柱应该由全世界的公民们自己亲手打造。尤其是能够将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政治和哲学传统融入进去。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对过去的审视应该是清醒的，带有批判性的，从而能够分辨出在我们整个社会历史当中正确和负责任的一面；分辨出不公正和压迫性的一面，并没有完美的文明存在。中国的文明也曾经历过人民受压迫的时期，在其他文明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就是一个非常辉煌而伟大的文明。但是，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这个文明也受到了摧毁。但之前印加人的首领也压迫自己的人民，也分成不同的宗姓。那么，此外西班牙人能够战胜印加人的原因也是这些印加首脑不受到自己人民的拥护。在北美洲的阿兹台克人，西班牙殖民者甚至依靠受阿兹台克压迫的人民来战胜他们。
[最好的坏蛋]：古斯塔夫·马林同学，请问有啥共同的危机？气候？文化冲突？
【古斯塔夫·马林】：确实很多人都认为一切良好，宣扬危机的人倒是在讲一些捏造的故事，经济继续增长，人们继续乘坐汽车和飞机出行。我们还是吃一日三餐生活在继续…这时我不禁想到“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一只青蛙想跳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桶里，但是，它立马跳了出来，没有被滚烫的水烫死，但随后它又找到了一个空桶，躲到桶的底部，希望在里头乘凉，但是，水逐渐进入桶中，温度也不断在提高，青蛙先是发现水是温的，很舒适，但水很快就煮开了，青蛙没有能跳出来，最后被煮熟了。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生活当中的压力以及食品的质量都是导致生理和心理问题的根源。穷人、移民、农民和贫穷的工人们都是这些环境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受害者。在世界的有些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南部的贫困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很多的人民都在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求生存。
[xzjuli]：请问古斯塔夫?马林先生，如何实现“多元的、负责任的、团结的世界联盟”?
【古斯塔夫·马林】：实现“多元的、负责任的、团结的世界联盟”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任务十分艰巨，因为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公民都应该团结在新的价值体系下。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所倡导的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时至21世纪，我们可以更新这些价值观，提倡责任感、尊严和团结。为了使这些价值观能够得到认同，是否应该建立起新的联盟，并以每个民族的历史渊源为基准？联合国和20国集团的国家和政府体系显得无能为力，他们本想充当消防员，但最后却成了纵火者。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燃料和体系都是和过去如出一辙，正是这些体系使我们现在的世界走向了死胡同。在不同人民之间建立起联盟，以新的价值观为基准也许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
[最好的坏蛋]：请问你们认为全球性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源于富国的贪婪？对危机，是穷国责任大还是富国责任大？
【阿尔诺·伯兰】：危机的来源？我认为有很多危机也有很多答案。但是为了不拘泥于细节，我认为每个发生转变的时代肯定会导致一次危机，那么，之后显然要治理这种危机，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用什么办法？重点何在？这些都是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也很难找到答案。今天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环境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合力使得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危机似乎更难治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再者是由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的结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有自身的局限没法解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是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他们面对新出现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因为这些问题超出其能力和其传统的解决能力。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起新的世界结构，这样可以帮助世界不同的参与者能够共同谱写我们的未来，这个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古斯塔夫·马林远程做客强国论坛照片其它国际组织应该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当中来 [xzjuli]：请问阿尔诺?伯兰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两种不同人权制度？
【阿尔诺·伯兰】：实际上美国政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权制度，这种虚伪的行径在法国也存在，但是，美国的问题更为严重。为什么？答案首先是文化方面的，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国家，他们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在谈及市民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所以，在美国人权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总之，也是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威尔逊和吉米·卡特在制定政策时也将重点放在人权问题上。因此，美国自然无法避免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但是，在清教徒的理想中，还存在着推广美国模式的想法，有时还以通过武力形式说出这种模式，这样就导致人权问题被践踏，而往往是以保护人权的名义被践踏，伊拉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实现“真正的政治”而非“理想政治”，人权也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工具。但是尽管美国政府总是指责其他国家存在人权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在本国内部也出现践踏人权的现象，这就是民主的一个缺陷。有的时候民主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理想。
[毛将蔫附5]：请问嘉宾，你们认为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可以设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专门处理此项事务？
【阿尔诺·伯兰】：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使命是维护世界的永久和平，和之前存在的类似体系相比较，比如大国平衡体系，联合国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但是从创立之日起60年过去了，联合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很好的履行自己的使命，相关机构也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当然联合国在国际关系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也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首先，这是一个政府的集合体，主要是依靠联合国安理会来处理问题。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决定主要的大方向，这种方式是极其独断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这个机构的期望值过高，因为我们要求联合国来解决世界上出现的所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断出现的。最后一点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联合国的所使用的手段是极其可笑的，尤其是和我们的期望值相比，因为联合国每年的经费预算不足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到美国军费预算的1/50。联合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他也不能成为唯一的中流砥柱。不然的话，这根柱子很快就会倒坍，其他的国际组织、其他的民间组织也应该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当中来。
[左拉]：嘉宾：欧洲国家的改革是不是也采用资源战略？
【阿尔诺·伯兰】：欧洲正以双重速度前进，一方面是27国的欧洲，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的欧洲，出现经济危机以后是每个国家各自为政解决了本国的危机，也取得了成功。比如法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另外一些国家则不是很顺利，比如希腊。从欧盟的角度而言，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效果有限。那么，还需要回答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不够发达的国家，比如希腊，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就像以往出现任何大的危机一样。应该说来我们不能否认欧洲创建了一个很好的社会体系。如果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战争之后，欧洲能够成为一个永久和平的地方，那么，欧洲也应该能够在世界范围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欧洲却无可救药的在衰退，当要对这个时代产生的大的问题寻求方案时，（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环境问题），他只是跟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后面的应声虫。
[兜风的海浪]：马林先生可能受法国的影响，把共建家园看的有些浪漫了。经验不足啊。
【古斯塔夫·马林】：您说的对，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甚至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这是从我的祖母那里继承来的，她经常跟我说在人生当中应当选择乐观而不是悲观。当别人对您有敌意时，应该选择微笑而不是哭泣。我告诉您一个秘密请您保守这个秘密：因为我是智利人，而且我曾经在皮诺切特时代是政治犯，在这种专制的秘密监狱当中我曾经几次几乎丧命。但是，三年之后我被智利驱逐成为一个政治犯。所以您就可以理解，有过这样经历之后生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礼物，我努力以一种自由而幸福的方式生活。当然，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像我一样经受专制，我也不想说只有经历过痛苦才能成为一个乌托邦浪漫主义者。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人们经历的痛苦是由社会、环境、经济甚至道德方面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高处，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但我们一直要坚持到将它实现为止。
【沈骥如】：非常遗憾，时间已过了，和大家的交谈只能到此为止，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与网友们进行交流。再见！
【古斯塔夫·马林】：亲爱的朋友们很感谢你们给我这次交流的机会，坦诚的讲我更希望和你们能交流的更久一点，这次交流使得我们就像在一间中国餐馆，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畅所欲言一样…我们是在世界上共同前进的朋友，祝你们一路顺风！古斯塔夫·马林（一匹在森林里驰骋的马）。
【阿尔诺·伯兰】：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美好而又短暂的交流。我希望能有下一次机会再和你们交流，总而言之我很快就会到中国，像以往每次一样来感受中国的美景和中国的美食。也希望能够和你们聊一聊中国的历史和其他种种内容。
嘉宾简介 沈骥如 出生年月：1942年7月。
籍贯：浙江省绍兴县。
学历：
1968年1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3年5月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学院欧洲一体化国际课程班，导师秦国翘。
1988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与国际组织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导师宦乡。
取得博士学位后的工作简历：
1989年至1992年在上海市委党校任副研究员。
1993年至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欧洲研究协会理事。2007年退休。
从事的专业：
国际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
研究方向：
大国关系、区域合作（经济、安全等）
主要科研成果：
专著：
《欧洲共同体与世界》，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获1997年吴玉章奖金世界经济学优秀奖。
《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
政策建议：
一些关于我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如关于加入WTO谈判世界策略的建议、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关于我国外贸结算货币的选择的建议等，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采纳。
古斯塔夫·马林（GustavoMarin） “世界新治理论坛”主任（Forumfora New WorldGovernance）(FnGM)。社会经济学博士，原籍智利,曾参与创立“多元的、负责任的、团结的世界联盟”并担负其中重要联络组织工作多年。古斯塔夫·马林并曾参与创立著名的“世界社会论坛”是其理事会成员。著有多种关于拉丁美洲、智利社会经济发展的著作。
阿尔诺·伯兰（ArnaudBlin）政治学者，研究领域在冲突和恐怖主义等。早年在哈佛、乔治华盛顿等等几所美国大学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法,政治哲学等,曾在雪铁龙汽车公司,欧洲批发市场,花旗银行等商业部门工作,后转回研究领域，曾任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研究中心负责人多年，并曾任法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和平学院”任职。2007年与古斯塔夫·马林一起创办“世界新治理论坛”。有关于恐怖主义历史,恐怖主义现状,国际政治等著作多种。
社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为强国论坛题词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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