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郎咸平很具争议性。自从2001年进入中国内地以来，他大胆直言，有些尖锐，甚至是颠覆性的言论往往能带来很大震动。喜欢他的人会称之为“郎监管”、“中国民营企业教父”；不喜欢他的人，会将他斥为“流氓教授”、“三无学者”。然而，面对诸多质疑，郎咸平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方式。
郎咸平出书速度很快。有人估计，2008年以来，大约每两个月，他就会出书一本。虽然如此“高效”难免会影响书的质量，但其每本书中依然都有鲜明尖锐的观点。只是，郎咸平关注的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他说，只有跳出经济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他提出过“文化魔咒谋杀中国经济”。在就两本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产业链阴谋III》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中国要在战斗中学会成长”。
“团结就是力量”不是处处适用
环球时报：《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中有一章分析了铁矿石谈判，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扭转局面？
郎咸平：首先，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惨败。这就好像在战场上，如果你没清楚敌人的火力狙击点在哪里，一味地派人冲锋只是白白送死。我们很多人没有搞懂这一点，反而归咎于我们内部不够团结。的确，团结就是力量，但在没搞懂狙击火力点在哪里的时候团结，只会导致自己的力量被集中消灭。
中国企业就知道“谈判”。和铁矿石一样，中国需要每年派出谈判代表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几个钾肥巨头进行艰苦的价格谈判。目前，中国钾肥自给率尚不足30%，每年需要进口500万吨—700万吨钾肥，为此中国每年支付至少200亿元人民币。我们钾肥代表团比铁矿石的团结多了，可谈了5年，还是越谈越高。自2005年中国开始钾肥谈判以来，钾肥价格便开始一路上涨，并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一路飙升。
面对同样的局面，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采取的是从背后包抄。从2006年起，它在加拿大一口气收购了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开采权，在埃塞俄比亚收购了1.7万平方公里的钾肥开采权。必和必拓控制了全球最好的矿藏，它的计划产量却只有约1000万吨。它就是要充分操纵价格，充分渔利中国，因为1000万吨恰恰是中国一年的钾肥需求总量。为此，必和必拓不仅仅做上游，还把运输、港口、仓库都做了。所以，根本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只有储藏量不够的问题。中国企业要跟必和必拓学习，在战斗中学习成长。
吃亏是因为不懂游戏规则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也有关于轮胎特保案的分析。您认为，是中国缺乏这一领域的人才造成如今的结果吗？
郎咸平：人才不济只是表面原因，你说中国没有英语好的吗？没有懂外交的吗？没有懂外贸的吗？都有，关键是不懂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规则不仅仅是国际贸易的，还有美国政治公关、国会游说、媒体监督等多方面的规则。看看日本丰田，在美国设厂经营也几十年了，但总裁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还是非常被动，他手下的美国人却从容不迫，这就是因为一个不懂游戏规则，一个懂游戏规则。
环球时报：您关注了很多领域的内容，在水务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与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签订了合同，最后要老百姓承受水价上涨的后果，我们对此该怎么办？
郎咸平：威立雅不投资，不建网管，收购地方水务公司的第二年就要求涨价49%。这样的事，我们应该想想如何提前预防。地方政府在与威立雅签约前觉得，外国人真傻，本来我们自己怎么运作都不赚钱的自来水业务，外资竟然还要溢价收购，而且许诺引进国际经验，这种占便宜的合同当然就签了。所以，当初签合同前就该多做咨询、多做研究，搞懂背后的游戏规则。
环球时报：既然外资进入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事关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食品、粮食、食用油、自来水等方面，立法限制外资进入呢？
郎咸平：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我们的粮食能完全自给吗？我们只有全世界不到7%的耕作面积，却有全世界21%的人口，所以只有3个办法：一是进口粮食，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四大跨国粮商，因为它们控制了全球粮食贸易的80%；二是进口高产的种子，这又牢牢被美国孟山都公司握在手里；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自力更生。可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总结了“四个不”：基层推广“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不稳、保障不足”。而且，我们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30%到40%，远低于发达国家65%到85%的水平。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当立法限制外资进入，而是离开了外资企业，中国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到底什么行业才能藏富于民
环球时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您主张的藏富于民，应当怎样实现统一？
郎咸平：国有资产当然不能流失，而且必须保值增值，否则你对不起老百姓的托付。而国企都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业，这说明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环境真的在迅速恶化，连国企都受不了了，转而投身房地产和金融这类虚拟经济。即便中国建材这类企业表面好像收购了很多民营水泥厂，可这些民营老板把企业卖给中国建材，还不是因为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实在太艰难了，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
企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的钱都来自制造业。所以，如果制造业不断萧条，那么政府越是扶植房地产就越会诱导企业把钱从制造业抽离，而且房价和地价被不断炒高，还会挤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这样，经济只是短期内表面上在增长，而未来发展的内力却在迅速枯竭。因为解决就业的是制造业，而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服务业。你考察一下就会明白，是制造业在消费服务业。制造业直接解决了一万个就业，就能带动服务业十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就业。现在，国退民退都退到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了，这些行业却不能藏富于民。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环球时报：联想收购了IBM的笔记本业务，同样配置的IBM电脑，美国的比中国的便宜很多；联通与苹果合作销售iPhone手机，价钱比美国的还要高。反观日本企业，都是把最好的产品以最适宜的价钱提供给本国消费者。对此，您怎么看？
郎咸平：这个背后也是藏富于民的问题。IBM笔记本电脑，并不是面向所有老百姓的；iPhone也一样。面向老百姓的是组装电脑和山寨机。中国老百姓非常穷，中国的工资总额跟GDP的比率，不但比美欧等发达国家低，就算是在发展中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里，中国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一方面，因为老百姓穷，所以大部分老百姓买不起iPhone这样的产品；另一方面，少数人非常富裕，他们能承受的价格又非常高。与此同时，中国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工资水平也相差很大，这样就出现iPhone这类产品，在中国的价钱会比美国贵很多。
在中国，只有完全面对所有老百姓的东西才不会相对美国那么贵，比如天然气。电话费最有趣，中国国内的本地话费挺便宜，跟美国也差不多；但长途电话，特别是国际长途，中国就贵得不得了。从美国往中国打长途，目前是每分钟1.5美分，即1小时为0.9美元，约为人民币6元多；而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为人民币1分钟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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