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血案有诱因无真相 失败致嫌犯报复社会

　　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杀人吗？”熊振林沉默几秒钟，说：“会，我不后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3月23日，福建南平血案。13名小学生瞬间倒在凶手郑民生刀下。

　　2月1日，天津市特大交通恶意撞人案。凶手张义民劫持一辆大客车，横冲直撞好几条大街，狂奔7公里，连夺9条人命，另有11人受伤。

　　再往前回溯到2009年12月，福州罗源县一名男子连杀3人，原因是“心理烦躁”。

　　2009年，“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成都公交车放火案”、“湖南望城县出租屋特大杀人案”，一系列恶性暴力犯罪以其相似的面目让人们错愕不已：凶手都是普通人，能被推断的杀人动机都是“报复”，手段都特别残忍。

　　舆论把这些凶案称为“一个人的恐怖主义”。这些疯狂滥杀无辜的凶手，是有着凶徒性格的天生恶魔？是精神病人，还是心理障碍患者？他们到底要报复什么？梳理近期这一系列普通人报复性暴力犯罪，可以得到怎样的解读？

　　都是突然“变疯”

　　与郑民生一样，在周围人看来，“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凶手熊振林、“湖南安化杀人纵火案”凶手刘爱兵等等，此类凶手都是“突然”起杀机的。

　　他们的手段通常残忍而低劣。斧头、锤子、砍刀⋯⋯他们操着并不复杂的凶器，指向的往往是与自身并没有利害冲突，更谈不上不共戴天的无辜者，其中不少被害人是亲属。

　　惨案发生前，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认为他们性格和善，平时为人不错，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们会转眼间变成凶徒。惨案发生后，周围的人又不约而同地表示“绝对不敢相信”。

　　熊振林用斧头、锤子和叉先后残杀8人，其中6人是熊所雇用的垃圾站帮工和隔壁邻居，2人是其收留的智障人，再加上自己的情人及其年仅2岁半的孙子；刘爱兵纵火烧死了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8名亲人，又用随身携带的鸟铳、柴刀连杀5名乡邻。

　　名单上的“疯子”还有去年11月26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凶手温铁栓、11月16日“昆明禄劝县乌蒙乡特大杀人案”凶手陈文法。

　　温铁栓的“发疯”使得李家20号村这座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一日死亡6名壮劳力，而他自己也随后服毒自杀。陈文法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

　　其中，陈文法已被司法鉴定为精神病发作而脱罪，刘爱兵也曾有精神病史。“武疯子”案件一度使“应对精神病患加强管理监护”的呼声高涨，但是另一些同样恐怖的案件，却因为凶手无法贴上精神病标签而让公众更加愤怒、不解。

　　如去年11月23日的北京大兴灭门案，凶手李磊杀人的过程就像一部恐怖片。

　　当日晚10点左右，李磊驾车返回家中，屋内除了李磊妹妹还在房间里玩电脑，其父母妻子与两个儿子都已入睡。李磊走到卧室，抽出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将妻子杀害，随后又来到妹妹的房间，将其杀死，紧接着又杀死了闻讯赶来的父母。

　　做完这一切，李磊一个人呆坐在客厅里，两个儿子还在卧室熟睡，大的6岁，小的2岁。一个小时后，他又走进卧室，闭上眼睛，用刀将熟睡中的孩子一一捅死。

　　案发半年前，北京大兴天宫院村刚刚拆迁，李磊家的两套房和一处旧工厂共获得6套房加200万元现金的拆迁补偿。李家不缺钱，单是其妻月薪已近万元。同时，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李磊不是正常人。

　　在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刘锡伟看来，这些突然“疯了”的凶手，与马加爵、邱兴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枪手赵承熙等人一样，都具有“精神异常”的特征。

　　生得局促，死得局促

　　这些凶手滥杀无辜的理由，往往被笼统概括为“报复社会”。社会是什么？他们并不很清楚。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受到伤害，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郑民生42岁还是单身；温铁栓娶了个残疾老婆；熊振林因无子，被人私下议论“不是男人”，他与妻子离婚后也未能成功和情人结婚，更糟糕的是，他离婚后资产已所剩不多，2008年上半年高价收购的大量废品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价格急剧下降；刘爱兵朋友很少，内心孤僻，他很想改变自己的家庭状况，却始终无能为力，在外打工，挣不到钱又受人欺负，回到家乡，连个伙伴都没有，每天只能无所事事。

　　有很多理由，却找不到特别突出的一条。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对于他们来说，记仇已成为习惯。

　　逃往海南的熊振林，在短短5天后就因为忘记不了生活中的一些过节而潜回湖北。被抓后，他对警察说：“如果不是被你们抓到，我还要回随州再杀9人，包括我的前妻。”

　　刘爱兵不知为何坚信自己家的100亩山林被同村人骗光。“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活了，漆树村的人一个都不放过，全都杀光。”他在日记中写道。

　　总是没人有心思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如果早点发觉他有问题就好了⋯⋯”刘爱兵的姐姐和家人曾经自责地说。家庭关系紧张，亲情淡漠，也是几乎所有此类凶手的共同特点。

　　在李磊的描述中，他之所以残杀全家，是因为“长期的家庭积怨”。父母对自己管教太严，妻子又一贯强势。尤其是在拿到拆迁补偿款之后，家庭积怨更加突出。

　　目前，李磊正等待着审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研究所所长马皑分析，李磊所理解的家庭积怨，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太一样。在他看来无法解决的深仇大恨，可能在其他人看来完全可以化解，是他的偏执导致了极端行为。

　　此类凶手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被“报复”了的社会不愿意看到他们以“精神病”为由苟活性命，其中的大部分，还是被“从重从快”地执行了死刑。

　　他们生得局促，死得同样局促。

　　真相不止于案发现场

　　网络猜测真假难辨，精神鉴定引发质疑，公安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简单得“惜字如金”---惊世命案发生后，凶手的面目在公众面前是一团模糊。

　　除了还原案件过程，在报复性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的报道中，唯一清晰的，只有残酷血腥的犯罪现场。其他前因后果，往往由开始的扑朔迷离而最终烟消云散。

　　比如，熊振林为什么会去杀害那两个曾经在街头流浪、后来被其收留的智障人？他平时总是与这两个智障人吃住在一起，从没有嫌弃。

　　张义民驾车撞死9人案，仅仅是媒体发起的疑点提问，就多达五六处。张义民要报复些什么？

　　刘爱兵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李磊真的是个正常人吗？几乎每一个案例在被忘却前，都无法以完整的真相示人。记者无法采访，也鲜有犯罪心理专家能替公众释疑解惑。

　　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倘不是马加爵姐姐选择了直面公众以及马加爵被捕后与心理学家的对话被公开，又有谁能相信这个杀害自己4名同学的大学生，内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恶魔。

　　从2006年邱兴华案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此类恶性事件的了解程度都还没有能够超过马加爵案。包括邱兴华、熊振林等凶手的精神鉴定申请，都被法院当庭驳回。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邱兴华、熊振林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已然无法去印证。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数据表明，在2009年发生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几类犯罪案件比较突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多发，且犯罪手段残忍，被害人多为犯罪者亲人家属，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多发，犯罪人出于泄愤或报复的目的残忍地滥杀无辜；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危害严重，各类精神疾病重症患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之一。

　　针对这三类恶性暴力犯罪，有专家指出：一些本应由公共机构承担的社会问题，在缺乏制度介入之下，不得不转嫁给亲情关系来承担、解决；而亲情伦理无法提供解决通道时，问题还是要爆发。这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不能全仰赖亲情纾解，公共机构也要担起责任。

　　“不后悔，不恐惧”

　　2010年初，广东东莞“双刀客”黎恩旺，从菜市场拿了两把杀猪刀，冲上东莞四环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门，在与当地警方对峙数小时后，他束手就擒。

　　“双刀客”留下诸多“名言”：“我们从小被欺负着长大”；“死也要让世人知道，有我这个人曾经存在，所以说法律已经阻止不了我了”，等等。

　　好在这位宣称“窝囊了一辈子，要做件大事”的黎恩旺，最终只是演出了一幕荒诞剧。

　　然而，他的这些“名言”与真的做成“大事”的凶手们惊人相似---郑民生说“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熊振林说“现在感觉到比较绝望，对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较绝望”。

　　导火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点燃。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除夕，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座天桥下又发生一起凶杀案。被害人在跟女朋友准备进长途车站回家过年时，突然被人追上去捅了十几刀。

　　犯罪嫌疑人梅小讲和被害人都是摩的司机，相互认识。讲起为什么杀人时，他对记者说，人家过年都热热闹闹的，可自己还得蹲在冷风中趴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他恰巧看见被害人带着女朋友要回家过年，“一下就变得疯狂起来”。

　　又见“疯狂”，却不是精神病人的疯狂，而是被自己清楚认知的疯狂。不仅是他，熊振林、刘爱兵、李磊等，还有最新加入名单的郑民生，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似乎已经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

　　“在他的思维里，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而不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评判，他认为别人跟他有仇，就可以杀他们。”刘爱兵的大姐刘爱玲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据媒体报道，2009年4月16日，在执行死刑押赴刑场途中，熊振林面部表情平静，但双腿却一直在微微发抖，脸上悄悄流下了眼泪。曾经有人问他，“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杀人吗？”熊振林沉默几秒钟，说：“会，我不后悔。”

　　同样有人问过刘爱兵：“你杀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后悔？”刘爱兵说：“不后悔，他们都该杀。”

　　善良的人们以为被捕后的凶手必定会幡然悔悟，至少也会对犯罪后果发生恐惧。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