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血案遇难孩子与凶手都是制度安排的牺牲品

　　在人类的一切罪恶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对于儿童的虐待。因为儿童是无辜的，他们没有成年人的“机心”，甚至没有基本的防卫能力，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说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过无辜儿童的一滴眼泪。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不必看它的高楼大厦，也不用听它动人的口号，你只要看看这个国家儿童的处境就足矣。

　　然而，目前中国青少年的安全状况令人忧虑。日益增长的校园暴力对于孩子们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接连发生的不幸事件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可怕图景。从导致323名学生死亡，132名学生受伤的克拉玛依大火，到汶川大地震中豆腐渣校园工程中的众多牺牲品；从深圳接连发生的校园儿童绑架案，到致使8死26伤的湘潭校园踩踏事件，一起又一起不幸接踵而至。去年年底震惊社会的北京大兴的灭门案的牺牲者中，有两名儿童，凶手竟是他们的父亲；而在网上广为流传被铁链子锁住的“铁链娃”，折射出城市农民工阶层中孩子们的可怕境遇。然而，这一切悲剧都因最近发生的南平血案而相形见绌了，失业社区医生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持刀砍杀正在入校的学生，造成8人死亡、5人重伤。一位昏迷数日的女童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后说的话是：“太可怕了”！九十年前，一位忧心如焚的老人曾发出过一声动人心魄的呐喊：救救孩子！岂料一语成谶，现在，面对那些被烧死的、压死的、踩死的、劫杀的年幼的冤魂和上了锁链的天使，我们应该能够领略这四个字的含义了！

　　如何救救孩子？南平血案之后，错愕之余，人们对于凶手的愤怒如同火山一般倾泻出来。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凶手至今毫无悔罪之意，反而对自己没有完成预定目标而遗憾，他本来计划杀死30个孩子。这样一个凶手，你尽可以说他丧尽天良，泯灭人性，但是，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主要区别，就在前者能够分析事件的形成的深层机理，从而寻找合适的治本之道以防止悲剧的再度发生。已经有学者发出警告，南平血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同于自卫性的邓玉娇事件，不同于自残性的唐福珍自焚事件，甚至也不同于报复泄愤型的杨佳袭警和马加爵事件。因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确定的攻击目标，而将目标锁定在更为弱势的群体上，其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引发社会恐慌。

　　的确，郑民生是一个病态的杀人恶魔，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恶魔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他已经丧失了天良，社会为什么没有给他提供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他对于社会的仇恨心理是如何酿成的？他因为失业和屡次失恋而陷于绝望时，社会有没有一套化解和救助机制？

　　卢梭曾告诫人们，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产品，不管愿意不愿意，人只能是他们所在的社会使他们变成的那个样子。如果卢梭的话不无道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目前失衡中的社会进行彻底反思。“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我也会去杀人！”，在血案发生后3天的3月26日上午，在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向前来慰问受伤女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兰下跪哭诉并语出惊人，声称她8岁的女儿遭人强暴，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这一信号再一次警示我们，如果依然不图治本之策，会有更多南平血案重演。

　　南平血案发生后，立即有人在报上建议给每个学校派驻警察，加强校园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毫不怀疑这种意见的真诚动机。但是，在广大偏远的农村，一个数万人的乡镇只有几个警察，你能保证每个学校都有警察？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你能向每个家庭派出警察吗？况且，警察的武力真能有效解决道德的崩溃、心理失衡、家庭伦理的瓦解等深层的社会问题吗？

　　一个国家社会治安的真正屏障是它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和优良的治理之道，否则，它不但不足以外御其侮，甚至连自己孩子们的生命安全都保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