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做优城市发展空间调整城市区划(图)

　　城市作为地理空间上的实体，在其行政执法和宏观管理过程中都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作为依据。从这个角度讲，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存在于行政区划所界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城市行政区划已成为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具有一定可调性的客体因素，始终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顺应城市发展之举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城市出于扩大中心城市发展空间的需要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在此轮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主要集中于撤县（市）设立市辖区和现有市辖区区域调整两个方面，前者如广东省撤番禺市和花都市设广州市番禺区和花都区；浙江省撤萧山市和余杭市设杭州市萧山区和余杭区；撤鄞县设宁波市鄞州区等。后者如上海市黄浦区与南市区的合并、温州市区的调整等。

　　2009年年底召开的沈阳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指出，抓紧实施行政区划局部调整，摆脱目前行政区划对做优发展空间、推动科学发展的束缚，合理配置空间资源，促进各行政区域加快发展、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因此，沈阳市进行行政区划局部调整的背景，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需要，也有沈阳经济区内部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激烈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地位竞争是进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动因。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积极推进城市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拉力，将承担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东北地区、辽宁省和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沈阳城市发展内生地产生城市区域扩张、产业升级改造与转移、城市人口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农村人口转移）与原有城市区划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而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最终体现区域经济增长极地位的竞争。沈阳作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提升将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就需要适应大城市空间扩展的需要，重新整合城市的各种资源，这就对沈阳行政区划的调整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从城市行政区划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沈阳市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有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城市行政区划划定了公共权力的边界，形成特殊的行政区划经济，充分调动了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区划的权力边界划分具有相当的刚性，人为地分割了经济活动的区域结构，容易造成市场分割、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从沈阳市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来看，曾长期维持五市区和五市郊区的区划格局，近几年，虽在沈北新区、铁西区等区划方面略有调整，但市内五区长期维持着原来的区域划分。这种格局已经阻碍了产业空间的调整、扩张和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要素和商品的跨区域流动能力的提高。例如，作为沈阳市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沈河区，其面积只有19.6平方公里，是沈阳市辖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而此次行政区域调整，把部分东陵区、大东区所属区域划入沈河区，使得沈河区的地域面积扩大到58平方公里，面积增加近两倍，大大扩展了沈河区的发展空间。

　　有利于做优城市发展空间

　　对全市行政区划进行必要的局部调整，是沈阳市委、市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全面完成好“十一五”各项任务，推动沈阳在“十二五”乃至更远的将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推动沈阳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加速推进沈阳经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沈阳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此次区划调整过程中，将部分原处城市边缘区域划入城市区域，加大了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其次，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有利于拓展沈阳城市发展空间，解决长期制约城市中心区域发展的瓶颈问题。再次，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将有利于发挥沈阳市经济结构的聚合优势。通过区划调整，实现关联产业和优势产业之间的互补，进而实现产业间的聚合效应。如此次调整，将东陵区、浑南新区和航高基地“三区”合一，使得浑南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航高基地的航空产业和东陵区的产业集群相互结合，集约利用空间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谋求三个一大于三的聚合效应。成为未来支撑沈阳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之一。最后，从根本上讲，通过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将突破城市行政区划所带来的刚性约束，使得区域内的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商品实现充分流动，进而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发展活力。有利于进一步做优城市发展空间，解决现存区划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做大中心城市，提升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沈阳市和沈阳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