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李凌/文记者李杨实习生司新利/图 上班时一身油腻的工作服，钻到汽车下面，换轮胎、修发动机。下班后西装革履，开着奥迪接上女朋友，去酒吧或咖啡厅玩到晚上11点才回家。这样的巨大反差，你能想象是同一个人吗？
城中村的造富神话让“城中村富二代”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也是“富二代”，却不像企业家的孩子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人帮忙做清晰的人生规划；他们张扬，开好车，敢消费，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未来时常困扰着他们；他们渴望融入主流，但除了少数人将事业做大之外，大多数人常常在现实中迷失方向。
其实，在大部分“富二代”身上，都能看到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大多数人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以后的生活来源没有了，手里的钱不够折腾。”郑州风雅颂置业总经理曹天介绍。
他的公司做了多年的城中村改造，他对城中村的年轻人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说，虽然有的人暂时没有找到出路，但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也是令人敬佩的。
他们也意识到了缺少文化的危害，但不知道该怎么补救。“我们也想去参加培训，只是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培训”。
月工资1100元，开着奥迪修汽车
在郑州市公交公司的一家维修分公司，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开着奥迪车来上班的小伙子。早上7点40分左右，他从车上下来，脱下身上笔挺的西装，换上油腻的工作服，钻到汽车下边，换轮胎、修发动机。到了下午5点，他换下工作服，洗澡，再换上西装，头上打上发蜡，接上女朋友去吃饭，然后去酒吧或咖啡厅，玩到晚上11点后才回家。
小伙子叫张进，是西关虎屯的村民，家有六七套房子，有两个妹妹。他说自己原本不用上班，但在家歇了一年多，整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急，就求人托关系，还花了点钱，才在这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100元钱，不够油钱，工作还累，但这样的日子过着很充实”。
当然，做修理工不是他的长远打算，他说，自己的女朋友在银行工作，不敢带他去见同事，一直劝他做个生意或换个体面点的工作，“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正在看”。
在金水区的柳林村，18岁的刘金(化名)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上午10点多，他去自己在柳林街上开的饭店，看需要的菜、肉买齐没有，中午时，再到店里看客人坐满没有，晚上，他让会计给自己报账，看一天的收入，晚上12点以后，才能回家洗澡睡觉。
从外表看，刘金嘴里叼着香烟，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是拥有3家网吧、5家中档饭店的老板。拆迁改造，刘金家拥有了几百万元的财产，父亲又是一家房产公司的股东，吃穿不愁，但2007年，初中未毕业的他在家歇了两年后，决定做些事。父亲也表示了支持，给了他几十万元，让他开了第一家饭店。虽然没有经验，但他嘴巴很甜，也会来事儿，父亲和一帮朋友都非常照顾他，有应酬时都带着客人来他这里消费。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2009年，他在改造过的两个都市村庄外又开了几家中档饭店，经营得都还不错。去年夏天，他还接过了3家有正规手续的网吧，生意也是非常红火，一年下来，净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挣钱多少无所谓，关键是想找点事做。”刘金说，“天天闲着，太无聊了。再说，只花钱不挣钱的话，现在物价上涨那么快，有再多的钱，总有吃完的一天。”
宋砦村办公室主任林文阁也介绍，他们村的不少年轻人，不满足于吃老本，已经出去闯荡天下了，不少人在做建材、装饰方面的生意，规模还挺大。
儿子辍学，带了10个传销下线
而在郑州市花园口一个城中村，村民张汉顺有着自己的烦恼。今年春节时，他躲到了自己在万客隆家具城购买的一套房子里，守着电视机，过了一个孤独的春节。他躲在这里不敢回家的缘由是，他的儿子不但自己做传销，而且还带走了亲戚、朋友及本村的十几个人，远去云南做传销。现在，村里人都来找他要人，他说自己有苦也没有地方去诉。
2009年春节，村里改造，自家除了分到3套房子外，还分了100多万元的现金，家里有了钱，儿子张奎(化名)高中刚读了一学期，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
没多久，张奎兴冲冲地告诉他：自己一个高中同学来郑州了，说在云南做加工石料的生意，投资20多万元，一年就能净挣20多万元，同学想扩大规模。让自己入股，入股30万元的话，一年最少分20万元。
张老汉交给儿子10万元，让儿子先去看看。很快儿子就打回电话，说生意好得不得了，得继续投资，张老汉又给儿子转账了10万元。不到3个月时间，他又给儿子陆续转账30万元。
去年7月份，张奎回到了郑州，衣着光鲜，见人就说在云南做生意太容易了，钱就像捡的一样。亲戚、朋友一听都动心了，等他再去云南时，一下子就带走了11个人。陆续又有几个人去了云南，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挣钱了，但需要继续投资，让家里人赶紧汇钱。不少人信了他们的话，都继续汇钱，最多的一家汇了60多万元。
2009年12月份，邻村一个从云南回来的青年透露了实情：其实，他们在云南都不是做生意，而是做传销，现在，身陷传销网不能脱身，那个青年还是几经周折才逃出来的。
闻听此言，村里炸开了锅，大家都来找张汉顺要人。张汉顺只好一个劲儿地给大家赔礼道歉，他说自己一辈子老实，现在让儿子把脸面一下子丢尽了，“如果只是钱的话，我把房子都卖了，填上这个窟窿。但人找不回来，我不知道咋办呀”。不爱上学的他，却娶了19岁的女大学生
2月下旬的一天，今年19岁的王红(化名)把刚断奶的儿子交给婆婆，自己开着一辆丰田车，到郑州大学物理学院重新开始已经中断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临走时，她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坐进驾驶室，一溜烟地没影了。
孩子一离开母亲，在奶奶怀中大哭起来。而王红的丈夫小陈，却无动于衷，仍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母亲小声埋怨他：“孩子哭成那样，你不会哄一会儿？”他有些不耐烦：“去去，我正忙着，你哄吧，别来烦我。”
“生个孩子真烦人。”今年20岁的小陈说。说起他和妻子的婚姻，倒有一些传奇。村里拆迁后，家里一下分到7套房子，卖了两套，100多万元现金到了手。2008年，他坚决不去上学了，回到家里，每天上网打游戏、聊天。
2008年10月，小陈在网上结识了王红，他了解到，时年刚上大一的王红来自豫南一个山区，家庭很贫困。虽然小陈矮矮的个子，皮肤又很黑，但他面对高挑、白皙的王红，出手大方，旅游、买衣服、买项链，没多长时间，女孩就怀孕了。虽然两人都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小陈的父母非常喜欢王红，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摆了几十桌酒宴，就宣布“结婚”了。
2009年8月，王红生下一个重达7.8斤的男孩，小陈一家乐开了花，把她和孩子像宝贝一样伺候着。虽然小陈的父母再三劝她不要上学了，但王红态度很坚决，要把学上完。现在，她每天早晨开车去上学，傍晚回家照顾孩子。
记者发现，城中村不少年轻人都是中学毕业，能上到高中的不到一半。对于他们来说，上学不是改变命运的必然选择。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富二代”，特别中意从农村出来，有文化的姑娘。在老鸦陈村，去年结婚的男孩，娶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这些女孩多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知识、漂亮。村民陈喜贵的两个儿子娶的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某法院的公务员，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陈喜贵脸上洋溢着笑容：“两个媳妇都很好，做家务是能手，对我们很孝顺，对丈夫很关心。而我哥家的儿媳妇找的是城里姑娘，什么都不会做，事还多，整天吵吵闹闹的，他们现在后悔死了。”
小陈说娶个大学生媳妇有好处：“孩子有她教，我一点也不用操心；出去和朋友吃饭也有了吹牛的资本，大家一看我这么漂亮的媳妇还是大学生，都非常羡慕我。”
刘金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连财务报表也看不懂，每个月报税时都要找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填表。如何搞好管理，更是难题，我也想去参加大学的培训，但去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课，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懂。”他说，自己现在很后悔，当初多上几年学就好了，起码现在能听懂大学老师的讲课。
“比住房、比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了。”26日，抚摸着崭新的身份证，郑州市路砦村的路银良有些激动：“从前，尽管我们村早就改造过了，但城里人一问起我是哪里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最怕别人说自己是农民。现在，原来的村没有了，变成了大学路多少号多少单元，一听就是城里人。有了新身份证，我变得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了。”“其实，他们的父辈，年轻时到田地里播种收割，不管村名怎么变迁，还是名副其实的农民，有一种无法忘却的土地情结。”在日常的接触中，曹天深有感触，“但这些第二代，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他们早已没有了农民的身份特征，相反，比市民还多了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农民，也最忌讳谁说自己是农民。”
他说，当同龄的70后白领和80后大学生正在为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起早贪黑时，他们早已坐拥几套住房；当同龄人考到驾照却只能揣在口袋里时，他们已换了第二辆或第三辆私家车。他们无需为房子、车子和工作发愁，父辈已替他们安排妥当。因为他们是城中村的第二代，拆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刘金表示，有些城里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农民，但我们早已不是农民了，“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拿过锄头，没有收割过小麦。城里人有什么好，大学毕业生10年买不起一套房子，我家的房子住不完。现在，给我打工的就有5名大学生和十几个正儿八经的城市人。城里人咋了？还不是得听我吆喝？”
他说，前几天，去一家酒吧喝酒，一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男孩带着几个女孩在酒吧里炫富，我们村里一个男孩看不惯，和他比谁敢请来消费的人喝最贵的洋酒，一下子甩出10万元，那个男孩傻眼了。“我们最听不惯谁说我们是农民了，不论是比有钱还是比住房、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来源：大河网)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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