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户籍情结调查:“我们要一个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户籍情结调查：“我们要一个身份”

　　来源： 半月谈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21岁的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2007年从山东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约85％不愿回到农村，75％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詹宁教授认为，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乡土观念渐趋淡薄，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也没有务农的技能。他们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2008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11．7％。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城市里很多声音指向了农民工群体：应该离开城市，应该回去，不应该留在这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一个排斥体系，用以维持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这个廉价包括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这个排斥体系，农民工就会融入城市。如要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能力，就得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系统。破解户籍制度之难，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筹解决，需要很大的勇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期待：享有“同城待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将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一提法引起两会热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表示，广东正研究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积分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新闻发布会上则披露：重庆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另外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成都市近年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取消了迁入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又率先在全国建立一元化户籍登记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此基础上，成都不断调低进城准入标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市长李静告诉半月谈记者：2008年，成都再次下调准入条件，提出在成都市区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入户，并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之间、郊区各区县之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自由迁移。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

　　附加在户籍管理上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如土地征用、财政统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民政低保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李静说，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户籍人口自由迁徙，实现由条件准入制向合法固定住所入户制的跨越，使户籍管理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建议，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应不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尽快实施农民工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转接方便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在教育公平方面，流入地政府要将长期居住在本地区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公办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教育经费预算，并可考虑实施教育券制度。此外，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就业机会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有关专家也表示，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最大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休克”和新的“城市病”。（记者 刘元旭 王莹 叶建平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