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刑峻法不是治理“封口费”的不二法门

　　新闻出版总署通报河北省蔚县矿难违法违规媒体人员处理情况，目前已经核实有8家媒体的10名工作人员收受“封口费”，其中9人被法院判刑，1人被主管机关纪检部门处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相关法规对涉案的媒体和人员作出行政处罚。(昨日本报A4版)

　　河北蔚县矿难涉案记者受到的处罚不能说不重。可是，要通过严刑峻法的方式杜绝“封口费”，则恐怕不易。

　　民间早有传闻，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门前常年有两排队伍，一排是告状的，一排是“灭火”的。由此可见，对媒体的负面新闻进行“封口”早已有之。只不过，“封口费”更加赤裸裸而已。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冒充记者，以负面新闻相威胁，对某些官员、厂商进行敲诈勒索。从坊间传言中也可以听到，某部门、某官员神通广大，可以将本地的一些负面新闻扣住。特别是近来，删帖公司浮出水面，删除负面信息大有“产业化”之势。诸如此类的现象中，难道背后不会拖着一条“封口费”的尾巴？

　　当然，还有比“封口费”更加嚣张恶劣的事例。在山西“封口费”曝光之后，同样还是在山西，当记者孙春龙揭露“娄烦真相”见诸媒体后，有人竟能神通广大到一夜之间将其在网络上清除干净。前者是金钱“封口”，后者是权力“封杀”。凭借权力“封杀”，便能轻而易举地将记者的文章“消弥于无形”，其效力自然要高得多。而最具震慑力的，莫过于将进行负面报道的新闻记者抓捕法办。

　　以记者为职业，“封口”被查，“开口”被抓，足见当前负面报道所面临的诡谲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记者冒着被“封杀”甚至被抓捕的危险，进行负面新闻报道，显然有难度。

　　记者被金钱“封口”，或被权力“封杀”，凸显了舆论监督的乱象。“开口”还是“闭口”，不独是对记者，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周建邦) (来源：燕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