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向创新驱动转型

　　浙江向创新驱动转型

　　■傅白水

　　浙江经济增长

　　步入创新驱动阶段

　　最近，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浙江论坛作报告时认为，经济增长拉动可分为要素拉动、投资拉动、创新拉动以及财富拉动四个阶段，他认为浙江正从要素和投资拉动向创新拉动转变，这个观点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为何说浙江正步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阶段呢？这是浙江自身因素和发展条件决定的。

　　首先，浙江率先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创新拉动的基础和优势。

　　2009年，浙江人均GDP超过6400美元，在全国省份中是最高的，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个阶段经济可能启动新一轮快速发展。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时，以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为标志，一些理论学家敏锐地感觉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将来临，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识化（即创新型）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同时，200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超过2.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是首次突破万元大关，成为中国首个农村人均年收入超万元的省区。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新趋势给服务型企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浙江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加速使产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这些都为浙江进入创新拉动阶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其次，从最近几年浙江经济发展来看，浙江经济增长的要素拉动力和投资拉动力正逐步减弱，创新拉动力逐渐增强。

　　在浙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从2007年开始，浙江投资增长就一直保持在10%以上，表明浙江经济增长中要素和投资驱动力在资源环境制约等情况下逐步减弱。反过来这表明浙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逐步增强，GDP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经济增长正逐步进入创新拉动阶段。

　　再从最近几年浙江与江苏经济发展表现来看，浙江要素与投资驱动力远小于江苏。金融危机以来，浙江与江苏经济总量差距拉大，最为关键因素是浙江要素和投资拉动力远低于江苏。江苏可用资源远多于浙江，导致其要素驱动力大于浙江，如江苏与浙江国土面积相当，但浙江可用土地资源只是江苏的四分之一，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苏南部分企业发展遇到困难，但苏北有金可挖，苏南众多企业，纷纷向交通基础设施完备、发展空间更大、资源更多的苏北转移，产业转移效应不断被扩大，成为江苏超越浙江的一大因素。

　　从税收来看，浙江与江苏税收差距拉大，主要来自于房地产，2009年浙江与江苏地税收入相差331亿，其中281亿来自于房地产和建筑业，而这两个产业基本是依赖投资驱动的。2009年江苏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338.5亿元，房地产投资量、销售量双居全国首位。

　　第三，资源小省与经济大省的矛盾不断加深，倒逼浙江转型进入创新拉动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正进入人均GDP由6000美元向1万美元跨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增长期、投资驱动作用进入稳定期、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加速期、资源要素制约进入瓶颈期、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浙江企业曾借助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取得快速发展，但随着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甚至出现短缺，使得这种成长模式受到极大制约。

　　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浙江经济发展以前保持的平衡，成为倒逼浙江转型的导火线。浙江以前赖以高速增长的发展路径和引擎受到金融危机新变化的重创，使得发展路径受阻。

　　最近几年，浙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条路径，其一是浙江抓住中国入世及政府鼓励企业出口贸易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用大量的出口来扩展企业经营,用扩大外需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压力,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但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浙江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出口导向路径遭遇巨大打击。浙江经济发展中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已经走到了尽头。

　　其次，经过中国楼市的黄金十年，浙江近10年快速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和引擎，即以民间金融为推手，房地产开发、投资为平台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路径，即将随着楼市拐点来临而逝去。

　　在浙江本土经济中，正是房地产业的快速崛起，成为了拉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引擎。正是由于浙江房地产业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统计显示，浙江各地财税收入的40%左右来自于房地产业，这还不包括每年上千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不仅如此，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浙江的民间资本开始向全国各行各业伸手，投资房产、煤矿、棉花…… 拿浙江民间资本投资和投机楼市来看，资本的逐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在全国，浙江50%的民间资本从事着房地产业生产和投资。

　　但是金融危机打断了浙江的第二条路径，经历过中国尤其是浙江楼市的黄金十年，从2009年12月后，浙江楼市出现了空前的低迷，成交量大幅下降，作为浙江乃至全国楼市风向标的杭州最低迷时每天成交数只有个位数，2010年2月杭州平均日成交量也只有10套左右，楼市的低迷将直接导致经济的迅速疲软。在房价飞速飙升到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后，全国一片唏嘘和打压的声浪中，再期望楼市异军突起充当经济的发动机和拯救者的角色已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随着楼市黄金十年的逝去，期望以楼市拉动经济飞速发展的路径将逐步消失。无疑，浙江极其需要新的增长点，创新拉动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浙江如何推进创新驱动

　　首先，围绕产业集聚区建设，推进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走创新之路。

　　正如吴敬琏建议的“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快速推进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等新兴产业，以及浙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抢占微笑曲线两端产业高地。目前来看，浙江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还不错，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确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大发展，据统计浙江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并且还产生了如阿里巴巴等一批较有影响的大企业。

　　在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研发、生产、流通诸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而中间低的形态，即研发和流通环节附加值高、制造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5%-10%。目前，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1%-2%，酷似我国农民工的收入，成为全球企业中的“民工”。 为摆脱全球产业链中的“民工”身份，浙江应全力向微笑曲线两头推进，打造如华为类高科技企业、打造如阿里巴巴类的网络企业等研发一段的企业；为此，浙江要打造的大企业一定要把握住微笑曲线的两端。在一些产品或产业找到突破口，敢于投入、大胆创新，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创立自主品牌以及争取国际流通渠道主动权、终端市场控制权，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升级，并通过创新性整合，最终建立以大公司为核心的新的产业链条，居于微笑曲线的两端。

　　同时，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和临港大工业项目与企业，提升浙江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技术含量和产业水准。

　　第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以物流业、会展业、商贸业、金融业等新型服务业为主的微笑曲线终端的企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浙江人均GDP业已超过6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个阶段经济可能启动新一轮快速发展。发展服务业可谓正当其时。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新趋势给服务型企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浙江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加速使产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发展服务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服务业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

　　为此，放宽市场准入，坚持“非禁即入”，强化财税支持力度，着重发展商贸物流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和房地产业等浙江具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五大”优势服务产业，加快培育信息服务业、科教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具有发展潜力、符合发展趋势的“五大”新兴服务产业。如建立资本和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大省。

　　第三，积极加强科技与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工作，为创新拉动阶段提供人才、智力支持与保障。

　　运用财政、税收及住房等优惠政策、举措，大力吸引省内外科技和人才资源，积极培育适合产业调整和新兴产业的人才，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如加大财政对高科技企业研发的补贴力度，对新兴产业进行减免税等等。

　　总之，浙江要积极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施两个并举，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举、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举。一方面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支持块状经济向产业集聚区转变，通过两者做强做大、转型升级，带动广大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创新力，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拉动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