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历史记忆中的旱灾悲剧不会重演

　　新华网拉萨4月5日电(记者李柯勇)西南大旱仍在持续，抗旱救灾的感人场面时时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灾害史上，旱灾的记忆尤为惨痛。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旱灾史，是一部真正的血泪史。其间无数惨烈细节让人撕心裂肺，怆然泣下。仅照抄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万国公报》19世纪70年代末一段白描，就约略勾勒出了当年大旱的情形——

　　“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岁洊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官仓匮，民储罄，市贩绝，客粜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米五千钱；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家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生子女不举，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文中描述的是清光绪初年波及山西、河南等北方五省的巨大旱灾。最保守的统计，那次灾难饿死1000万人。20世纪上半叶，我国又多次发生严重旱灾，动辄数十万人丧命，那噩梦般的惨景屡屡再现人间。

　　人类至今无法阻止重大灾害的发生。看看西南旱区，那些坐在龟裂土地上的老人，那些在弯曲山路上艰难背水的孩子，让人不由得不心酸。然而，对照历史，我们总可以欣慰：在21世纪的中国，当年的悲剧已不会重演。

　　物质基础不同了。这是个不必多言的道理，仅以交通运输为例。光绪年间，交通条件落后本身就是灾情加重的因素之一。当时物资转运大部分只能靠人畜动力的陆路运输，尽管官方和民间调集了大批粮食，却无法迅速运到灾区。其时主政陕西的曾国荃在一篇奏议中说，赈济粮要在山西境内走上千里崎岖山路，全靠马拉驴驮，“往往滞于中途，万难速到饥民之口”。据估计，晋、陕两省用于运粮的经费都超过了赈款的一半以上。到了上世纪40年代，已纵横华北的几条铁路仍不足以救中原旱区千万灾民于水火。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中曾触目惊心地记录了“许多人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列车，惨死在铁路线上”的情状。

　　如今，汽车、摩托车运水，大型运输机运物资，自然是从前的人们无从想象的，人工降雨、地质找水、手机、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应用就更不用说了。仅此一点，即可印证“发展是硬道理”。

　　社会制度不同了。大旱固然是天灾，但新中国成立前历次旱灾导致的巨大伤亡，无一不能找出“人祸”的根源。从没落的清王朝开始，中国一直陷于国家机器运转失调、行政效率极低的境地。反映在救灾上，就表现为广泛的麻木、迟缓、失职，无数灾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坐以待毙。

　　1920年，河北等北方五省大旱导致80万生灵涂炭，而建立在军阀割据基础上的北洋政府运转无能，救灾机制形同虚设。这样一些文字频频见诸当时政府内部文件：“设有筹赈分会，尚无切实办法”，“省城虽立有赈抚局，按之实际，直等虚设”。自1928年起的三年间，西北、华北大旱，每天饿死的人数以千计。1930年末，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发行救济陕灾公债800万元，被称为“党国救灾恤民之第一重要事件”。结果如何呢？当时《大公报》披露：“陕西公私电催，财部迄不允办，争执数月，完全搁浅。”而慈善机构捐给灾区的粮食堆积在洛阳、北平等火车站，几个月运不出去，最后竟发了芽……

　　在那漫漫长夜中痛苦挣扎的天下苍生不知道，将来会有一种名叫“社会主义”的制度，能够以“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高效地集中社会资源，迅速、灵活地为身陷困境者提供援助，取得令全世界惊叹的救灾速度。

　　人文环境不同了。任何制度都要人来执行，只有执行者心系百姓，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救灾才能取得实效。近代以来，中国从不缺乏仁人志士，每次大灾都有人为民众奔走呼号，鞠躬尽瘁。可史料却更多地记载了这样的主政者：

　　1920年陕西“赈抚局人员，只知抽大烟，叉麻雀，吃花酒”，当民间慈善机构前来调查灾情时，从县知事到道尹、督军，竟“都异口同声说陕西没有旱灾”。而1942年中原死亡数百万人的大旱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众多官员不仅对救灾款物层层盘剥、中饱私囊，更趁着灾期粮价高涨、地价下跌之际囤积居奇，兼并土地，进一步把受灾百姓推向绝境。最可笑的是，当时政府竟然成立了一个以宋美龄为首的“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大张旗鼓向印度孟加拉邦提供援助，摆出“国际人道主义”姿态，对中原人民所受苦难则严密封锁消息……

　　而今天，人们听到了“绝不让一名群众没水喝”的庄严承诺，看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部队官兵、社会各界倾力救灾的一幕幕动人画面。

　　仅这三个方面，就让我们在应对包括旱灾在内的一切自然灾害时，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这在两年前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中已彰显无遗。

　　然而，向来以多雨著称的西南地区突发大旱，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还很渺小。

　　今年如此大灾，却没有对粮食供应产生明显影响，除调控得力等因素外，再次证明了严守全国18亿亩耕地“红线”的必要性。有了足够的耕地，才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大灾之年才能有备无患。土地，永远是中国13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需要倍加珍惜、保护。无论我们向往“现代文明”的心愿多么迫切，都不能迷失了这个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