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干部5200封信呐喊房改 谈及过程从不说难

　　退休干部李明 5200封信呐喊房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2010年3月16日，记者等候在北京东三环一家商务酒店大堂，李明推门而入。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他看上去还是很年轻，衣着得体，举止稳重，与人交谈，无论对方年龄身份，口必称“您”。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30多位人大代表提出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这项议案的中心内容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为中间“夹心层”提供公共住房（即限定地价与税费成本，利润不超过5%的准市场化平价房）。最初构架出这个议案轮廓的就是李明。他既无人脉，也无背景，为了让自己的“想法”能上达国家相关机构，他用了3年时间，给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了5200封信。

　　当记者问及这其中的过程，李明几乎只字不提有多难，也绝少谈到自己，只有在说到对房价的忧虑和想给老百姓建保障房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孤独者的前行

　　李明对房价的关注始于2006年。那时，住在大连郊区的他，看到家里的房子从每平方米1960元转眼涨到4000多元，他反而觉得不安：“才一年时间，我家还在市郊，这样一个地方房价都这么高，百姓还怎么买得起房子？”出于对房价快速上涨的担忧，李明开始自己调研现行住房制度。

　　在收集了详实的资料后，李明认为第一次房改的完全市场化路线是导致房价不断增高的一个原因。想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有“二次房改”。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长达7000多字的信。“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有好几千人，我准备寄3000多封信。每天用四五个小时查各地人大常委会的地址，然后把信打印出20-30封，骑上自行车到邮局去寄。”后来，由于打印的成本太高，李明就托熟人把这些信印刷出来，再以平信方式寄到各级人大常委会，转交给各位代表。

　　李明坦言自己有过期望，但并没想过一定能得到回复，他说：“我在政府机关工作过，政府机关工作的程序我很清楚，我只是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很可能一些工作人员就把这些信处理掉了。民间的声音要传达给高层肯定要做很多努力，要有时间和耐心。”连着两年，李明每天上网寻找各种书籍、资料，完善自己的建议，再继续写信。不期许、不焦躁、不放弃、不松弛，渐渐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07年的一天，李明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轲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文章。“简直像找到了知己，我兴奋难耐，当即买了火车票来到北京。”李明和周轲相谈甚欢，并计划合写一本关于住房保障改革的书。为了写书并广泛地传播自己的建议，李明干脆租了个小房子，在北京长住。在这期间，他还和人大法学院合作举行了一个房地产论坛。当他和周轲合作的《住宅立法研究》一书出版后，李明花了1万块钱买了408本，将其中400本寄给了他能想到的所有专家和官员。

　　李明四处参加一些住房论坛，自己掏钱印资料，装订好，逐个递给论坛上的人。“每个人我都给，不管什么年龄、什么身份。有时候，我也会放在嘉宾席上。这些嘉宾到场后，有人拿着资料看两眼，有的直接丢了。”散会后，李明弯下腰逐个捡起地上的资料，只要没被踩上脚印或损坏的，他就仔细收好，准备下次再用。而最使李明感到难以逾越的高墙，是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沉默。不仅寄出去的信没有回音，当他手持材料，找到一些相关部门时，也常常受到冷遇。

　　位卑未敢忘忧国

　　退休前，李明是辽宁省外贸厅企业处的副处长。在大连每月有将近4000元的退休金，140多平方米的房子，李明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很舒适，只是他从来做不到只想着关门过自己的小日子。早在1982年，他就曾写了一篇《关于住宅商品化的几项建议》，发表在当时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一本内刊里。可以说，李明是中国较早提出住宅商品化，并且建议住宅立法的人。“我常常想起五六十年代，我们家老少三代9口人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屋子里，连转个身的余地都没有。”

　　如今，李明每月的退休金只留下四五百元当作生活费，其余全都用在奔走呼吁上。对家庭，他没有精力照顾，全由老伴操持。“幸亏我的妻子是个贤妻良母，除了偶尔抱怨一下，她没有反对过我做这些事情。”其实，妻子更多是心疼李明在体能和精力上的消耗，即使颈椎病发作，李明也坚持伏案写材料，或是四处奔波。曾有记者问他，值得吗？李明答道：“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把国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信仰。”

　　2008年2月，在和人大法学院合作举办第二次房地产论坛时，他的建言引起了法学院博士生们的共鸣，他们联合在京高校的300多名博士生，在2008年全国两会前夕上书全国人大，提议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推进住房制度改革。这次行动，引起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的注意，他将这些建议递交给全国人大，李明关于《住房保障法》立法的声音，终于上达高层。

　　和房地产商抗衡

　　当李明的声音被社会关注时，渐渐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反对他——房地产利益集团，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李明都无法与之抗衡。李明曾在不同场合和这些人碰面，被对方叫板、质问，甚至奚落。如果对方是房地产商人，在商言商，李明也不加评论或反驳。面对某些身居公职的专家或者政府官员，李明则一改宽和，严辞厉色：“房地产商反对是正常。那些拿了房地产商的钱，说一套谬论的专家，和出卖灵魂无异，也不去说他了。但是有些官员讲话需要注意，作为公职人员，理应替老百姓说话，我们中央政府制定政策，都是本着为普通百姓谋福利的宗旨，任何人都不能说大多数老百姓买不起房是正常的，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有问题，作为官员就应该去反省这些政策，而不该反过来责怪老百姓！说什么‘丈母娘推高了房价’？！是房价太疯狂，让老百姓买不起，而不是老百姓疯了，非把房价抬到疯狂的地步。”

　　即使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李明也没有灰心过。从2009年10月开始，他再次给两会代表写了1000多封建议信。这次，他不再通过各地的人大常委会，而是通过网上查找代表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将信寄给本人，他选择的多是学者和平民百姓以及企业人士。与往年一样，他骑着自行车去邮局，用1.2元一封的挂号信将信寄出去。

　　4个月后，李明的努力终于有了回音。他陆续收到10多位代表和委员们的回信或来电，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寓群也让秘书打来电话，对李明提出的“二次房改”表示支持。身为律师的黑龙江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看完李明的材料，集合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30多名律师，一起研究了李明的建议信。迟夙生和李明一样满怀焦虑，她对记者说：“年轻时，我也因没有房子，怀孕时还住在有积水的地下室，但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希望，因为只要我好好干，单位就可以给我分一套房子。可现在的大学生，再埋头苦干也只能望房兴叹，这样下去，年轻人心里还有希望吗？”

　　让居者有其屋，让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是李明和他的“知音”们仍在努力的方向。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