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公寓实用价值远低于体验价值 看者多住者少

胶囊里的青春，或是“蚁族”的无奈。

　　所谓“胶囊公寓”是78岁退休工程师黄日新设计、投资和建造的住房试验。八间房，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只够一个人躺或坐，铁门和铁皮墙上盖着铁丝网屋顶。

　　胶囊公寓从月初被媒体发现至今，已有不少人批评它像笼子或保险柜，感觉压抑，不适合人住。但黄日新表示自己初衷是一片好意。“刚到北京的青年流落街头，来这儿住，肯定会觉得舒服。”他向时代周报解释，“这房间的定位是流动人口的临时居住所，不希望你长期住。来了要走，后面还有人要来住呢。”

　　黄的创意，来自日本的胶囊旅馆，他花了三万块钱建设胶囊公寓。“防盗、防火、防热！能上网、看电视！”他希望这种模式推广后，会由政府或开发商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现在的年轻人相当辛苦，毕业后要背井离乡，出来找工作、创业。这个过程走得很艰难。我想让他们先安居好，晚上睡好觉，白天才能好好找工作。”

　　引起媒体关注后，胶囊公寓确实有不少外地青年上门看房。但决定住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多数人嫌它空间太小。而附近比较旧的楼里，一间十平方米房，月租只有400-500块。从经济上讲，胶囊公寓并不是特别划算。

　　胶囊居民

　　决定在“胶囊”里住下来的人除了经济考虑之外，更多是受好奇心的驱使。25岁的山西姑娘张琪2005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的一个广告公司工作，月薪三四千元。她原来和同学合租，在“新鲜事物”的吸引下，她还是决定搬进胶囊公寓体验一下。“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她在新房子蹲着边摆东西边对时代周报说。

　　住了几天后，她觉得胶囊的生活条件不错，但还得考虑要不要长居。“主要是空气有点受不了，这新刷的油漆有点味，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得白血病。”幸亏旧房还没退，张琪周内工作忙时，往往会回去过夜。

　　另外一位22岁的山东来的女生，也是短期租客。她目前还在山东上大学，将于6月毕业。因为觉得山东不好找工作，她就来北京住一周，希望能提前找到一份办公室助理的工作。胶囊公寓是她现在就读人民大学的弟弟在媒体上看到介绍给她的，她下周回家后，现在住大学宿舍的弟弟就会搬进来。

　　但隔壁33岁的甘肃诗人黑骆驼，对大学生租客并不看好。“很多大学生看了胶囊公寓后，从价格和生活条件来说是想住，但最终却没能迈过心理关。”黑骆驼本人是中专毕业后，在乡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为了扩张自己的视野，他决定出去“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写诗”。十年来，他开过餐馆，卖过包子、衣粉和建筑材料，当过服装和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还在各种协会组织里讲过营养课。

　　“因为我向来习惯相对艰苦的生活，对住房的条件已经不太在意。只要能有独立的空间，不受别人干扰，就能满足我的需要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然图便宜，条件上肯定要有所不便。”搬进胶囊公寓前，他在北京的小旅馆和洗浴中心住了几个星期。

　　“但是大学生要适应胶囊公寓，有几个门槛要过。”黑骆驼近日看到很多大学生来看房，踟蹰后，摇头就走。“价格他们能接受，但心理上过不了这关。很多大学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没钱，要住这种地方。”

　　或许和胶囊公寓的发源地日本东京不一样，北京的胶囊公寓仍在试水期，但胶囊生活方式早已是很多年轻人熟悉的现实。据媒体公开报道，北京有数十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不稳定，在月租400元左右、每人平均10平方米的房间里聚居。

　　其实，青年们的居住困境在各国大城市，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北京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而日本东京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自由族”，指的是具有高中或大学教育，但没有固定工作，只能住零时寮屋或搬回父母家的青年。

　　当时，日本经济在泡沫阶段，年轻人就业机会繁多，加入“自由族”是一种选择。但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不景气，企业频繁从固定员工转向临时员工模式。日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同时也持续上涨，导致很多毕业生被迫成为“自由族”。

　　“蚁族”困境

　　日本内部事务和通讯部今年公布，“自由族”人口在2009年已达178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万。而日本教育部和劳动部去年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大学生就业率是62.5%，同比去年下降7.4%。官方表示，日本经济继续不景气，就业局势没有进步的话，“自由族”的数量将继续上涨。

　　东京的房租平均在4000日元（293元人民币）每平方米以上。一间六平方米房的月租相当于1700元人民币。而‘自由族’多数做营销或服务业工作，收入是每小时1000日元（73元人民币）。如果不回老家，“自由族”只能住临时寮屋。近几年，不少“自由族”干脆住进网吧去了。网吧的个人包间有微波炉和洗澡间，每夜只需一到两千日元，比胶囊旅馆还便宜。

　　法国巴黎的青年住房问题，近年来更是引起社会动荡。2000年以来，巴黎的房租费上涨了30%多，目前一小间房的月租是800欧元（7423元人民币）左右。在今年失业率达10%的法国，大学毕业生即使能找到工作，中等的月薪也只有1500欧元（13913元人民币），房租占工资的一半以上。

　　法国两年前围绕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本畅销书《我珍贵的学习》（Mes Cheres Etudes）。作者Laura D描述了她身为19岁的本科生，如何被巴黎的高房租逼到卖身糊口的地步，“房租占了我消费的百分之七十。”她曾对法国媒体说，“我同学租的房间条件都很差，非常肮脏，让人住得很不健康。”

　　巴黎市民游行抗议高房租的事件，近年来日益频繁。2006年法国总理选举前夕，几个市民组织占领了一座旧银行楼，非法入住，并把它改名为“住房危机部”。2007年，上百名积极分子也在塞纳河边设了帐篷，在室外过夜，以向政府表示抗议。

　　相对来说，北京的住房问题并不比这些大城市严重。黄日新的胶囊公寓它只是世界各地青年正面对的残酷现实，一个较具体的体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住胶囊公寓有很多收获。”黑骆驼反思，“它能让我们对生活现状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很残酷。每个人都应该在这里体验一下，不管是住多久。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能磨练自己的意志。”

　　来看房的小庄就体现了这种坚韧。虽然工作了三年，他手上却只有500块钱。说服黄日新让他押一付一入住后，他毫不犹豫地签了约。“没有什么忍受不忍受的。”他对记者的问题不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觉就是了。”第二天早上，他一个人站在胶囊公寓楼下的垃圾堆边，边对时代周报表示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边严肃地吃下两个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