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贪官家搜出“博物馆”

　　特供奢侈品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 | 上海报道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辩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创新”

　　“雅贿”古已有之。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奸臣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

　　研究晚清官场会发现，晚清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节庆送礼是主要形式之一，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

　　比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官本位思想主导，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长官手里，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气；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商人贿赂官员，官员从中谋利，于是官商勾结。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财产申报能否成为突破口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产业链”。

　　为“雅贿”变现服务甚至是一些古玩艺术品店的主营业务，类似的还有“专营虫草、燕窝、虎骨酒回收代售”的保健品店。而一些烟杂店门口树一块不起眼的硬纸牌：回收名烟名酒，也成了社会默认了的“行规”。这些半地下业务也会常因某些特定事件受到有关部门打击，但总体看，生命力仍然旺盛。

　　要消灭贿物“创新”及变现的产业链，必先杜绝官员收大礼。而怎样杜绝官员收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终极反腐”措施，是一种制度化反腐的要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热门话题之一。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

　　原因在哪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认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如向有关机构报告、向公众公开和具体问责办法等，因此，在地方遇阻属意料之中。四川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认为，在中国建立完善的财税制度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的前提，否则无法实现有效监督。

　　任建明等把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称为一场“革命”，“革命”已在一些地方进入进行时。

　　2009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随后规定范围内官员的财产申报在网上进行了公示。下半年，上海浦东新区出台试点县处级官员财产公示的意见征求稿。12月，重庆市在司法领域试点干部财产申报。

　　有人提出，公示家庭财产可从新被列为后备干部的官员、新被提拔的官员起步，这样可减少阻力，推动变革。

　　“双新”，或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突破口、消灭“特供奢侈品”灰色产业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