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民的新觉醒

　　社会公民的新觉醒

　　青海玉树“4·14”强震，死伤者众多。自然伟力又一次扭曲的释放，给玉树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活。

　　这就是灾难，自然的灾难与人类的发展如影随形。不过，灾难无法回避，但可以尽力减少痛楚。就震灾而言，缓解痛苦最有效的方式，是与时间赛跑，从废墟中抢出每一个有生还可能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值得去保护了。次之，是救助伤者，其意义同样体现为对生命的呵护。

　　毫无疑问，从汶川到玉树，从我们所知的诸多自然灾难中可知，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历来是国家力量，尤其是中国军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和平年代里，灾情就是敌情，灾情就是命令。从汶川到玉树，如果没有整个国家力量的坚强领导与有力指挥，没有中国军人的奋斗与牺牲，两次地震的后果都要远远严重更多。

　　但是，在国家力量之外，我们须臾不可忽略的是，在汶川，在玉树，都有另一种力量在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力量非政府、非营利，形式灵活，或直接投身救灾，或捐款捐物，或担当心理疏导者角色。他们在国家力量之外，扮演了又一个重要角色，且与国家力量互为补充。从汶川的情况看，无论是在救灾过程中，还是在日后的重建阶段，这种力量的效应日益彰显。在玉树，这种非国家力量也表现活跃，作用不小。

　　这种力量，是社会公民与社会企业自觉实践的结果。一个开放社会中民间力量的自觉行为，正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的：“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内生于心灵深处的道德力量，催化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并以社会公民与社会企业的形式，服务于我们这个社会。

　　因此，我们在包括玉树地震的诸多灾难中，看到了志愿者活跃的身影，看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点滴进步，看到了社会企业动作渐多，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社会公民与社会企业的所作所为，逐渐赢得社会的掌声。志愿精神的种子，也因为诸多灾难的洗礼，而深入大地，生根发芽。

　　如果将各种灾难比作一枚硬币，一面自然是创伤、是无边的痛楚，但另一面，灾难在凸显了救援者的伟岸之外，也将社会公民与社会企业的作为，以生机勃勃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生机盎然的社会资源，不是灾难的衍生品，但却在灾难显露威力的同时，也充分表现出民间力量最为阳光的一面。他们奉行的“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理念，正在深刻影响着一个转型社会的集体意识。

　　尽管中国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还很稀缺，尽管社会力量的种种作为，还有可进一步推敲之处——比如，乐捐之外还能善用的体系如何形成？多元救灾主体的力量如何更好地整合？在善款捐赠之外，“能力捐助”如何得到挖掘？但从这种非国家力量的总体表现看，整个社会已经表达了充分的肯定。香港义工黄福荣的壮举，以及其身后所获得的嘉许，即是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民与社会企业家的努力，在温暖了汶川，温暖了玉树，温暖了中国的同时，还将直接产生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社会力量的努力，实质上还为中国社会中一直匮乏的社会资本在作积累。他们不仅缓解了灾难的痛楚，还为解决其他社会痼疾（比如疾病、饥饿和贫困）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与视角。

　　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而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就是启动“资本”的社会储备，这必将在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和谐社会的最终建成。道理很简单：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

　　所以，请让我们一起为社会公民和社会企业的种种努力而喝彩。在汶川，在玉树，他们表现出色，成就卓著。这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觉醒后的新气象，这是中国企业界在利润之外的新思考。服务社会，最终也服务自己，而我们这个社会，将因此变得更为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