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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讲述王家岭8天8夜营救 创造三大奇迹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2010年04月26日15:15

  王君省长向《环球人物》杂志讲述

  王家岭大营救

  3月28日下午1时40分,位于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境内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中煤集团一建公司63工程处碟子沟项目部在此施工的153人,被困井下。

  事故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调动一切力量和设备,千方百计抢救井下人员,严防发生次生事故。随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君等,陆续赶到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

  截至4月11日本刊发稿时,经过数千人连续14天的全力营救,共有115人获救,33人死亡,其余5人仍然被困在井下。

  其间,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王家岭透水事故救援工作创造了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被困矿工在井下顽强地坚持、坚持、再坚持,度过了8天8夜生命之关;第二个奇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正确的领导下做出的决策部署和实施的决策方案、救援方案十分有效、有力,创造了中国抢险救援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

  本刊记者在王家岭煤矿现场,目睹了诸多拯救生命的过程,无时无刻不被感染和感动着。其间,在指挥抢险救援行动间隙,山西省省长王君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大营救的过程及策略。

  指挥部里的惊心动魄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刘元亮

  3月28日,王家岭煤矿,中煤集团综掘一队施工负责人孙七生,像往日一样,在办公室里忙碌着。下午1时45分,他接到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电话:“王家岭井下有透水险情,让井下人员马上撤离!”孙七生心里一惊,马上拨通了井下的电话。然而,仅仅几分钟后,井下的巷道里已是一片汪洋,153位矿工音讯全无。

  这次透水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困井下?

  发生透水事故的王家岭煤矿,是一个投资预算总额达51.68亿元的在建项目,井田位于山西省乡宁县和河津市境内,面积约180平方公里,目前正由施工队在地下开凿巷道。按照原计划,该矿井将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

  经调查组初步判定,此次事故的发生,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为了赶进度,在井下开凿巷道时,意外挖通了附近的一个废旧煤窑,导致旧窑内积存的13万立方米的水涌了进来。

  在事故现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刚从井下上来的山西省煤监局局长杜建荣。他介绍说,事故发生后不久,在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指示下,抢险救援指挥部成立。为了加快进度,指挥部决定增设一个井下总指挥,负责井下救援工作的现场指挥、处置和协调。最终,杜建荣接过了这一重任。

  3月29日,杜建荣带队下井。从此,他对白天和黑夜没了概念。每天早上,他先是在位于井口附近的地面指挥部参加会议,商议好具体的救援工作,然后立即下井。一天的井下工作结束后,他再回到地面汇报情况。这一去一回,行程达6公里,仅台阶就要走3856个。

  要救被困矿工,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外排水、往里送风。

  事故发生之初,井下被淹的巷道内涌入了10多万立方米的洪水,而王家岭煤矿只有两台水泵,根本不够用,抢险救援指挥部立即从各地征调大功率水泵。很快,一台重达14吨的大型水泵和若干台小水泵,被运来了。夜以继日的排水行动随即展开……

  抢险救援指挥部原本打算同时派人下水搜寻被困矿工。但是,突然涌进巷道的大水,将大批施工机械和垃圾快速堆积到一起,致使水下情况异常复杂。为了保护救援人员的安全,原计划派11名潜水员拍摄井下环境的方案被迫放弃。杜建荣告诉记者,就连他们调来的水下机器人,也因井下水质过于混浊、路程太长等原因,根本无法操作……

  为了让救援人员能早日下井,使被困矿工早日获救,只能加快排水速度。把发生透水事故的巷道,与其南部的另一条巷道打通,将大水引过去!有人提出了这一方案。抢险救援指挥部快速研究后决定:马上实施这一计划。结果,近10万立方米的水流走了,被困于井下的矿工们,离死神远了一步。

  如何给井下送风,实现空气流通?太原煤炭设计院院长贺天才和山西省安监局副局长霍红义,联合提议从地面打两个钻孔,直通被水淹没的巷道区。这一提议,立即在抢险救援指挥部里引起了争论,因为这一措施的实施难度很大,也有风险。指挥部领导问他们敢不敢签“责任状”。二人几乎没有犹豫,拿起笔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这两个直接通往地下的钻孔,不仅使井下的空气流通起来,还成了抽水通道,更成了地面与井下取得联系的“生命通道”。

  从3月28日晚到4月5日的8天8夜里,所有参与救援行动人员,都因神经紧绷而极度亢奋。杜建荣说,这种亢奋在4月5日矿工被救出时,达到了顶点。“我拿着电话向地面指挥部报告有人获救时,电话那头传来了一片欢呼声,而我的身边,大家则哭成了一片。那是激动啊!几位在井下的副总指挥抱住我大哭。我忍了忍,没哭出声,但泪水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地狱”里的8天8夜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豁出去听天由命了”

  中煤一建公司63工程处的矿工陈宗勇,来自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2009年5月,他和姐夫魏合容一起来到王家岭煤矿,当上了电工。他说,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因此干得还算顺心。

  在王家岭煤矿工作的上千名矿工,大多是来自山西、河北、湖南、贵州等省的农民工。他们被分成30多支分队,每支分队又分为3个班,每班11—18人,早、中、晚三班轮换作业。早班的工人每天上午7时报到,经过20分钟的安全知识学习后,带着矿灯等装备下井,一直工作到下午4时交班;中班的工人下午3时报到,凌晨出井;晚班工人夜里11时报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

  3月28日,陈宗勇上早班。下井前,他只吃了半个馒头。“我早饭一般都吃得很少。”他哪里知道,几个小时后,他就得为这天早上吃得太少而懊悔不已。

  下午近2时,陈宗勇正在井下安装电线。忽然,所有的鼓风机都停止了工作。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停电事故,并没太在意。但几分钟后,一些瓦斯安检员开始在巷道内边跑边喊:“透水了!”陈宗勇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和几个工友开始撒腿向井上跑,可大水已经把巷道淹没了,而且水位越来越高,出不去了,我们只好往回跑,进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巷道。”

  和陈宗勇一起被困的,还有包括其姐夫魏合容在内的100多人。一开始,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恐怕要死在这里面了!”不久,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尚未打通的风道,便马上行动起来,有的测瓦斯,有的找炸药,最后成功地将通风口炸开。随着新鲜空气的涌入,他们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陈宗勇后来回忆说:“我有一种感觉,井上的人肯定在想办法救我们。”

  陈宗勇的姐夫魏合容,最初却悲观得多。当时,他的衣服已经被水浸透,耳朵和鼻子里都是煤灰和泥土,身体状况非常差。“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要让自己相信还能获救,太难了。我很害怕,很想家人。”魏合容的旁边,是28岁的黄顺和19岁的郑勤学。他们甚至害怕得哭了起来。为了稳定工友们的情绪,陈宗勇和几个老工友编了一个“矿工被困23天后获救”的故事。正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在危急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大家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在被困的8天8夜里,陈宗勇他们几乎没吃任何东西。“我们所在的巷道内没啥能吃的,连树皮都没有,木头都是老枯木,难以下咽。”他身边的工友,有的吃炸药包的包装纸,有的吃起了煤块。陈宗勇也试着啃了一口煤,但实在咽不下去,就再也没吃。“井下的水太脏了,大家不敢大量饮用。我就喝一口,然后再吐出来,就是为了润润嗓子。实在渴得受不了了,才喝一点点。”此外,那些天里,工友们一直挤在一起,以便保持体温、保存体力。

  被困到第五天时,陈宗勇等人清楚地听到了从地面上传来的打钻声。“我们知道自己有救了,上面有人来救我们了!”很多人在那天睡了一个安稳觉。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上面又没动静了。这让个别矿工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魏合容说:“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但我们还是不断地相互鼓励,相互打气。”

  4月5日上午,漆黑的巷道里突然亮起了几束灯光,矿工们知道,“能活下去了”。陈宗勇很坚强,在此前的 8天8夜里都没哭过,但在看到救援队员的一刹那,他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他想放声大哭,可已经虚弱得“连哭的力气都快没有了”。随后,在救援队员的指挥下,矿工们排起了一支长队,有秩序地向外撤。陈宗勇主动站到了队尾,最后一个被抬出来。

  “把身体吊在铁丝网上休息”

  在巷道的另一处,重庆籍矿工胡千海正在掘进隧道。因为干得有点久,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水,衣服也潮乎乎的。他当时只觉得井下的湿度有点高。还没等他多想,事故就发生了。

  胡千海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涌水了!赶紧跑。”但他没跑。“我那个时候心里只想着害怕,双腿直发抖。怎么跑?往哪里跑?脑海几乎是一片空白。”

  几秒钟后,水漫过了胡千海的胸口,他有点站不住了。这时候,有矿工紧抓住身边的铁丝网往上爬。胡千海也本能地手脚并用,跟着爬上了井壁一侧的铁丝网,直到整个人离开水面几米。他看了看周围,发现还有几个矿工和他一样,都“吊”在铁丝网上。过了一阵,整个矿道平静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让人不寒而栗。过了一会儿,一位工友喊道:“我们会死吗?”没人回答。

  胡千海坚信一定会有人来救他们。吊在铁丝网上的他,渐渐感到有点吃力了。为了保存体力,他用衣服上的安全绳,将自己牢牢地绑在铁丝网上。黑暗的井下,一些矿工为了省电,将头顶的矿灯关了。大家沉默着,希望有人快来救他们。

  水很脏,胡千海他们不敢喝。前4天,他只喝自己的尿。后来,尿都没了。胡千海后来回忆说,他是第一次喝那玩意儿,咸咸的,很难喝。但那却是当时最珍贵、最干净的水源,几乎所有的矿工都用头盔存储尿液。

  在井下,被困矿工们只有在看表的时候,才打开矿灯。所以,他们难以看清楚彼此的模样。后来胡千海知道,他们每个人都瘦了超过20斤。

  在漫长的等待中,被绑在铁丝网上的矿工开始各想各的心思。胡千海想到,自己的老婆还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我死了,她咋办?”但他又不愿意再往下想……

  第四天过后,胡千海的意识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没有饿的感觉。但正是那一天,水位开始下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开始从高处向低处漂浮。

  “看,那是什么?”一个大东西向胡千海他们漂来。他们都饿得有点眩晕,那东西漂到眼前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空煤车。

  “我的腰被绳子勒得有点麻了,想跳到矿车里休息休息。”胡千海对旁边的两个工友说。

  “我也是。要不我数‘一、二、三’,一起跳。”一位工友主动提出由他喊口令。

  “好,一二三,跳!”

  ……

  到了第八天,躺在矿车上的胡千海看见不远的水面上突然灯光闪烁,他以为是幻觉,不断地用手揉眼睛。

  “那里是不是有人,是不是啊?你赶快看一下。”他推醒同伴。

  “是有人。”

  胡千海开始喊,但是声音十分微弱。于是,他用手拼命敲打煤车。寂静的井下,敲击声能够传得很远……

  胡千海和其他8名矿工成了第一批获救者。

  是什么创造了奇迹

  王家岭矿难发生后,人们一度怀疑多数矿工已经遇难。但最终,100余人坚持了8天8夜,直到被救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是矿工的自救意识、团队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创造了这个奇迹。

  在某段巷道内,当大水涌进时,汹涌的浪头将所有人冲得晕头转向。不过,多数矿工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用腰带、衣物等将自己挂在矿壁的支撑物上,以免被水冲走。很多人就这样在“墙”上挂了好几天。后来,发现有煤车漂过来,几名工人奋力爬进去,才得以脱险。

  随后,这段巷道内的矿工聚到了一起。为了不丧失信心,他们自发地将矿灯收集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开一次灯。一位矿工在获救后说,当他们感觉到外面正在采取救援行动时,便自发组织起来,几个人编成一组,轮流晃动矿灯,希望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第二批被救出的矿工,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被救援人员找到的。

  令人感动的是,在每个被困人群中,都有一两名年龄稍长、有威信的人成为带头人。他们在危难时刻挑起了大梁,成为大家的主心骨。在救援队员安排获救矿工升井的过程中,这些同样疲惫不堪的带头人,都会站出来维持秩序,并主动要求最后一个离开。

  工人赵新全是获救矿工中年龄最小的。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被困井下的那些天里,许多年长的工友都很照顾他,“井下太冷了,他们担心我着凉,就把我挤在中间”。

  是伟大的团队精神,驱散了黑暗和寒冷——一些矿工被救后,甚至以为自己在井下只呆了一天!

  “鬼门关”里救兄弟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3月28日下午,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中煤集团一建公司一面收集情况、核查被困人员,一面着手准备抢险救援。不久,专业抢险救援队到位并开始投入工作。此后,各方救援队陆续赶来,一场持续200多小时的战斗打响了。

  第一个“信息通道”

  为了疏导井下过大的气压,抢险救援指挥部决定,由地面垂直向井下被淹地区钻一个通道。

  负责钻孔的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副局长潘增武告诉记者,这个钻孔的位置非常难判断,在地面偏差几厘米,到数百米深的地下时,就不知偏出去多少了。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4月1日傍晚6时左右,第一个口径215毫米的钻孔终于打通了。

  “当时,气流裹着泥浆喷到半空,下雨一样落了大家一身。”一位打钻工对记者说,“本来想立即放食物和水进去,但钻孔里气压太强了,一瓶矿泉水刚放进去,就‘呼’地一下飞了出来,根本没法放东西。”很快,工人们又打通了第二个钻孔。气压减弱后,他们向钻孔里投放了一包包的营养液,但不久,钻孔就被堵塞了。

  4月2日下午2时许,救援人员在疏通2号垂直钻孔时,忽然听到下面发出敲击钻杆的声音。“全场一下子非常安静,我们刚开始不能确认,害怕听错了,就用力敲了3下钻杆,不久就听到了回声。” 一位救援队员趴在地上,对着钻孔大喊:“声音再大点!”井下又传来敲钻杆的声音。他抬起头来,冲着周围的人群大喊:“有声音,有人活着!”周围立刻一片欢呼,也有人哭出声来。工人们拉回钻杆后,发现钻杆上拧着一根铁丝。

  “我们分析,这根铁丝环绕在钻杆上,两端打结拧成麻花状,应该是人用手拧上去的。井下的人可能是绑着东西想送上来,但往上拉钻杆时被刮掉了。”潘增武说。

  这个消息传出后,指挥部里的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副省长陈川平一路跑了过来。几分钟内,钻孔旁已经围了几百人。大家屏着呼吸,将300多袋营养液放入钻杆,缓缓探了下去。“里面有吃的,把钻头拧开啊。”一位救护队员竭力对着钻孔大声喊。大家后来才知道,因为担心钻孔附近出现塌方,被困井下的工人敲完钻杆后就离开了。那些投放的营养液很多掉进了水里,但也有一些人捡到了。

  此后,井下再无反应。

  生命的“信号灯”

  4月7日晚,在王家岭煤矿井口旁的救护队帐篷里,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救援大队三中队队长王根生,在休息待命期间,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了他和队友在井下搜救被困矿工的过程。

  “在下井之前,我们仔细研究了井下采掘面图……2号煤井北回风巷是条向下倾斜25度的死胡同,也是透水点。按常理,这里应该完全被水淹没了,大家认为这里不会有生存者。”王根生说,奇迹往往就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4月4日晚10时,负责监测井下状况的救援队员报告,在北回风巷深处发现了一缕灯光。接到消息后,救援指挥部立即下令救援队尽快摸清情况。

  王根生带领22名救援队员,迅速赶到北回风巷口,果然看到二三百米深处有灯光。让队员们把头上的矿灯都关掉后,他举起手上的矿灯,向对方闪了几下。远处的灯光随即回应着闪了几下。王根生顿时一阵激动,又用矿灯在空中划了个圆圈,远处的灯光也跟着划了一个圈。“有人活着,快放皮划艇,快放皮划艇!”王根生兴奋地喊了起来。“有人,有人啊,放划艇!”叫喊声在救护队员中传递着。大家头上的矿灯霎时全亮了。

  虽然排水工作已经进行了六七天,但北回风巷里的水深仍有二三米,还漂着木板、塑料管等杂物。王根生和几名队友划着皮划艇,在巷道里磕磕绊绊地前行。前进了近200米,积水更深了,水面离巷道顶部只剩下几十厘米的空隙。“而且,巷道顶上每隔80厘米,就有一根用于支撑巷道的锚杆,占去25厘米左右的空间。我们坐在皮划艇里没法往前走。”情急之下,王根生告诉队友:“给皮划艇放一些气,让船体再低一些。”然后,他们仰卧在里面,或用脚蹬着巷道顶,或用手扒着锚杆艰难前行。“几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

  随后,王根生看到,前方大约10米处,有一辆煤车浮在水面上,里面坐着5名矿工。再往前十几米处,还有一辆煤车,里面也有4名矿工。然而,皮划艇此时距巷道顶部只剩下20厘米左右的距离,再也无法前进了。王根生把几个救生圈扔进水里,带上绳索,跳下水,朝煤车游了过去。到了煤车旁边,他看到,5名矿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脸上满是恐惧和疑惑。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稍后才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能不能出去?”王根生赶忙回答:“能出去,我们能进来,就一定把你们带出去。”他安慰幸存矿工不要着急,并告诉他们救援队会把大家分批带走。他和随后过来的队友,把3个救生圈套在3名矿工身上,再用绳索将他们连在一起,拽着游向皮划艇。他一边游一边嘱咐队友留下来陪煤车里的矿工。“必须有人陪着他们,我担心,他们看见别人先走了,会着急,精神会崩溃。”

  就这样,两辆煤车里的9名矿工,成为第一批获救人员。

  救援队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做了26年救护员的王根生,算得上是“老前辈”。他身高1.80米,不胖不瘦,行为举止冷静从容。这些都是救生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平时,我们接受的都是军事化训练。早上6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得背着40斤的仪器下井,所以身体素质一定得好。而且,救援工作强度大,队员本身不能有潜在疾病。平时训练要通过跑步、举杠铃锻炼身体,还得学习打木板、垒墙等各种专业技术。”王根生看着队友们,笑着说:“这一行很苦,但每次看到幸存者,我们就很高兴。有一个队员为了救人,连结婚都推迟了。”

  “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

  在救援队驻扎的营地,一共集结了来自山西临汾、运城、乡宁、河津、西山煤电、汾西矿业、霍州煤电等7支矿山救护队。深夜里,每个帐篷里都是灯火通明。在一个帐篷门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遇到了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救护大队队长孟全福。就是他和3位队友,在井下发现了第二批获救的106名被困矿工。

  在回顾4月5日那天的救援行动前,孟全福先点着一支香烟,抽了几口。

  4月5日上午,孟全福和队友们分乘两艘皮划艇,在井下继续搜寻。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作为搜寻突击队,他们4个人除了搜寻幸存者,还负责检测井下的危险气体、水位等指标。

  在一条辅助巷道内,划过一段距离后,皮划艇无法前进了,孟全福和队友们就下船抓着传送皮带继续往前爬行。“我们边爬边喊‘有人没有’,就这样一直喊着,但没人答应我们。突然,我看到了一只木筏子,立刻兴奋起来。这说明,出事后有不少人活着,他们还扎了木筏子。”

  再往前几百米,地面露了出来。队友张金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他发现地面上有脚印。“这肯定是新留下的,我们一下子就确认:肯定有人活着。”孟全福他们一边大喊着,一边加速向前。上午10时30分左右,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有两盏矿灯亮着,似乎还有两个人站着。

  “有没有人?”张金喊道。

  “有!”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虽缺少气力,但清晰入耳。

  听到回答后,孟全福撒腿就往前跑,同时用矿灯照了过去。“我看到,那两个人身后,似乎还有好多人坐着。”

  直到孟全福已经出现在眼前,被困的矿工们才反应过来:“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张金喊道:“是啊,我们来带你们出去。”话音刚落,一大片矿灯齐刷刷地亮了。

  “这么多人!”孟全福的眼泪当时就落了下来。接着,不少矿工放声大哭起来,一些人则马上站起来要跟他们走。

  “我看到他们情绪太激动,人数又多,担心再出意外,就没有立即带着他们撤离,而是先安抚他们,让他们不要太激动,以便保存体力。”孟全福和队友组织矿工们排好队,能走的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两名已经不能走的,由他们架着走。“最开始,我们以为只有几十人,排好队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

  孟全福走在最前面,把矿工们带到了能上皮划艇的地方。“有两个人甚至主动帮我们把皮划艇拖进水里,还帮着划水。划到巷道口的时候,我看见,密密麻麻的救护队员早已拿着担架在等我们了。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一同欢呼起来。”

  医院里创造“第三个奇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我们已经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奇迹,8天8夜的坚持;救援史上的奇迹,115名工友安全升井;现在,我们还要创造第三个奇迹:让被救工友们早日康复,早日出院!”4月6日,山西省省长王君在看望医护工作者时情绪高昂。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被王君省长寄予厚望的几所医院采访时,看到医护人员们正在全力以赴创造“第三个奇迹”。

  与矿工“握脚”相庆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当地的不少医院就制定了紧急救治方案——一部分医护人员被派到矿上,在井口守候;其他人员则全部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以确保矿工们被救出后立即得到救护。

  在山西铝厂职工医院,记者找到内科主任杜康全时,他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显得非常疲劳,年近6旬的他,此前已在王家岭煤矿呆了好几天,这几天总共只睡了几个小时。

  4月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当看到救援队员抬着获救矿工走出井口时,杜康全激动地冲到了担架前。躺在担架上的矿工,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露在外面的肢体,被煤泥、油污覆盖着,几乎辨不出一点肤色。为了防止被阳光刺伤眼睛,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眼罩。一些获救矿工很虚弱,但听到身边救护人员往来穿梭的声音后,还是吃力地抬起双手轻轻拍起来,这是在庆祝自己的大难不死和向救他们的人表示感谢。

  “他们已经很虚弱了,我只能一再提醒他们不要太激动。”因为大部分工人沾满煤渣的胳膊和手都被被子盖住,握手已经不可能了,杜康全就逐一握住获救矿工的脚,“一方面是打个招呼,安慰、祝贺他出来,希望他能配合治疗;另一方面,我需要感受一下他们的体温,看看他们的反应,对他们的身体状况作出判断。”

  随后,杜康全和几位同事一路小跑着,轮番为矿工们做第一轮生命体征监测。“这样下来,每检查一个人,就能节省2分钟;检查100多个人,就能节省出好几个小时。这可都是救命的时间啊!”

  1、2、3……101、102……杜康全没忘了数被抬出来的矿工人数。“说实话,我当时完全没想到,这轮救援行动能救出这么多人!”谈到这里,杜康全仍然很亢奋、激动。

  洗头要用洗洁精

  记者赶到河津市人民医院时,该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救护29名遇险矿工。被送到这里的矿工,最多时曾达到49人。

  护士长苏金芳是个大忙人,记者在小会议室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她才从重症监护室赶过来。由于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几乎没时间喝水,苏金芳一进会议室就开始咳嗽。将杯子里的水喝光后,她告诉记者,3月28日下午接到事故通知后,她和几位护士就连续几天没合眼,“先是听说井下有动静,可等了一天后,井下又没动静了,当时就觉得工人们生还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了”。

  4月4日深夜,苏金芳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准备洗个头,然后休息一下。可刚洗到一半,她便听到了窗外救护车的笛声。有新情况!苏金芳顾不得冲净头上的洗发水,拿起电话就往院里拨,这才知道有一批矿工已经被救出,正被送往医院。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10分钟就赶到了院里,之后一干就是50个小时。

  “这些矿工刚被送来时,头发上全都沾满了煤灰和土,连眉毛都看不见了。用洗发水给他们洗头,一点儿泡沫都不出。后来,一名矿工告诉我,‘要用洗洁精洗才行’。我们一口气买来15瓶洗洁精,给他们每个人连洗了4次头发,这才洗干净。”

  护士张芳还记得,自己的“一对一”护理对象于建华被送来时已有些神志不清。她和同事将于建华抬上床后,脱掉他的脏衣服。“我担心他着凉,所以打来接近体温的热水,轻轻地、从头到脚为他擦拭全身,还用棉签蘸上盐水,小心地将他嘴里的煤渣抠出来,又将牙齿一颗一颗地清理干净。”

  或许是因为被“隔离”在井下太久了,一些矿工在意识清醒后很爱说话。身体情况刚刚好一点儿,他们便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谢谢”,还会主动和医护人员说话。但护士们总是巧妙地打断他们,建议他们不要耗费体力。个别矿工觉得身上痒,要求洗澡,甚至还要求到外面去透透气。但护士们只能劝阻他们,因为他们的体能还很差,不能有过多的活动。

  记者采访时看到,在医院4楼的一间病房里,一名矿工刚想伸手摘掉眼罩,就被一旁的护士拦了下来。心急的他想马上看看矿井外的世界,“我好着呢,我想看”。但护士们耐心地解释说,他的眼睛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一名护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按照事先制定的医护方案,他们要在3天后才能摘下眼罩。”

  很多获救矿工吵着要吃米饭。这个要求更不能马上满足。医生们解释说,由于这些矿工长时间没有进食,肠胃功能已经减弱,同时还患有其他一些病症。虽然他们都很饿,希望能多吃些,但从医学角度讲,消化功能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医院方面为矿工们准备的是米汤、水果羹、鸡蛋羹、香蕉泥等流食、软食,实行“一日七餐制”。

  4月6日,山西铝厂职工医院收治的26名矿工,终于吃到了获救后的第一碗面条。根据专家的建议,这碗龙须面里搭配了西红柿、豆腐、芹菜、鸡蛋等。“真香!”一位矿工将碗里的面条吃了个精光,然后擦着嘴巴笑了。

  “我很好,你和孩子还好吗”

  多数获救矿工的身体情况好转后,都希望尽快与家人取得联系。实际上,家人的安慰和鼓励,有时候比医药更有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听到了许多感人的“家庭故事”。

  一名获救矿工借来医生的手机,拨通妻子的电话后,他的眼眶湿润了。停顿了许久,他才说出10个字:“我很好,你和孩子还好吗?”听到他的话,守候在一旁的护士悄悄背过身去,擦掉眼角的泪水。

  4月9日,两名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的矿工,终于在院方的安排下与亲人相见。一位记者事后这样描述当时的感人场景:“他们相互拥抱,紧紧拉住对方的手,哽咽着,久久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泪水在他们的眼眶中打了几次圈,最后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

  因为妻子有病在家,来看望湖北襄樊籍获救矿工魏合荣的,是他的女儿和岳母。岳母轻轻地拍着魏合荣的胸口,哽咽着说不出话;女儿则紧紧拉住父亲的手,轻声细语地用家乡话问这问那……

  这时,原本围在一旁的记者和医护人员,都轻手轻脚地退出了病房,将房门掩上……

  王君解读营救策略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原茵

  在王家岭煤矿不同抢险救援现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多次与山西省省长王君“不期而遇”。在奔忙的间隙,王君省长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走一步看三步”

  距王家岭煤矿出井口不到200米处,有一座房子。房子的面积不大,只有不足20平方米。3月28日晚11时40分,就是在这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连夜召开紧急现场会议,成立了抢险救援指挥部,并确定了救援方案:“加快排水救人、通风救人、科学救人。要抱着一个153名被困人员都有生还可能的信念,在有效的时间内,尽最大努力,不抛弃、不放弃,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救人。”

  在接下来的救援行动中,王君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等相关负责人,每天都在这座小房子里研究、部署、检查、落实救援方案。

  记者看到,抢险救援指挥部的会议桌上,有5部电话和2部传真机。指挥部成员就是通过它们,随时获取井下救援的最新进展情况,也及时安排各方的协调配合。记者还看到,指挥部的墙上,挂着“中煤一建王家岭项目部3•28透水事故图”。图上清楚标注了巷道的分布,被困人员、搜救人员及倒水点、打孔点等具体位置。

  作为一直坚持在抢险救援现场的山西省省长,王君承担起了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具体细化者、落实者的角色。如何制定具体的救援方案,如何快速决策、不贻误救人时机……人命关天,他肩上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

  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金智新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3月28日下午5时左右,王君省长在接到王家岭透水事故报告的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要求加大排风,通过压风向井下提供足够的氧气;抓紧排水,尽全力控制涨水局面。下午6时15分,我们启动了现场原有的几台水泵抽矿井里的水。当时,虽然每小时只能排水60到70立方米,但这可是救命、保命的空间……水位没再上涨。”

  3月29日,王君下井视察救援情况后,要求立即成立井下指挥部,选一位对井下工作比较熟悉的人负责。井下指挥部负责人杜建荣告诉记者:“井下指挥部没成立之前,往上传话就得两个小时。现在,传话速度快了很多,大大提高了救人效率。”

  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王清宪也告诉记者:“王省长多次说过,细节决定成败,要走一步看三步。很多细节性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决定。”

  王清宪说,每次重大决策,王省长都提前部署。

  在此次救援方案中,排水是首要工作。

  “王省长安排五大矿务局各自负责一条排水管线,明确责任、明确责任人。”

  当排水达到最大量时,救援工作随即展开。

  “王省长要求救援人员要熟悉、掌握井下的情况,了解巷道走向、工作面分布,以及被困人员所在位置;救人要做到果断、迅速、准确;时刻监测瓦斯和有害气体浓度;成立巷道巡逻制度,一小时一报,责任到人;严格检查救援设备的安全性能,携带齐全个人自救器材,做到万无一失;各救护队既要明确分工,又要协同配合,被困人员升井后要立即交给医疗救护人员,进行现场紧急抢救等。”

  “在4月2日,当2号钻孔传来生命讯息,王省长又紧急部署,确定专门的救治医院,保证有足够的床位,成立专门的救治小组,组织最好的专家参与治疗。”

  事发现场的苦战

  从3月28日到4月4日,是让人焦虑、令人无眠的一段时间。骆琳、张宝顺和王君等和救援人员一样,苦战在事发现场。

  根据抢险救援指挥部的要求,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医院和医护人员,都提前两天接到通知、进行演练。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救护车用多少辆,每个病人有几人照顾……都由王省长亲自决定。被困人员获救后,每分钟输液不能超过多少滴,也要求医护人员必须精确地掌握。省卫生厅最初计划出动30辆救护车,但被省长否决了。他说:‘井下153人,每人一辆,每个病人配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四个担架员,做到一人一车一团队’。”

  4月5日0时30分左右,第一名获救矿工安全升井。守候在井口的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起来。然而,凌晨5时许,积水巷道里的水流突然增加。此时,井下的氧气浓度只有16%,低于20%的正常指标。“救援队伍是否要撤出?坚持还是放弃?”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抢险救援指挥部经过研究,迅速下达指示:“排风正常,救援继续!”

  4月5日下午2时,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共计115名被困矿工获救!此时,事故现场的人们才看到,骆琳、张宝顺、王君等人憔悴的脸上,终于现出了笑容。

  从事故发生到第一批被困矿工获救,时间整整过去了8天。王君感慨地说:“这8天,是扣人心弦的8天8夜,是惊心动魄的8天8夜,是催人泪下的8天8夜。”的确如此。救援行动的每一步进展,都时刻牵动着抢险救援指挥部成员的神经。4月5日晚7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又遇到了刚从指挥部出来的王君。他说:“你们要多采访指挥部的同志们,他们很辛苦。”

  与获救矿工的感人对话

  4月6日上午,记者在河津市铝厂职工医院采访时,再次碰到了王君。当时,他正在看望第一批获救的9名矿工。

  一位矿工想揭开眼罩,王君连忙俯下身子关切地说:“先不要着急揭开眼罩,眼睛会受到刺激的。”

  “老家是哪里的?”

  “(山西)垣曲(县)的。”

  “到矿上工作多长时间了?”

  “半年多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都非常关心,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受伤工友,我们已经从北京、太原调来了很多专家,保障你们的健康。”

  “感谢党!感谢政府!没有大家关心,我们就不会这么安心地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是王君和第一位被救矿工的一段对话。

  在河津市人民医院,王君看望了敲击钻杆、第一个向地面传来生命信息的获救矿工罗欠来。王君高兴地说:“你从井下传来的生命信息,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加快下井救人的信心,振奋了大家加快救援进度的精神,谢谢你!”

  此后,王君召集医疗专家和有关医护人员,听取医院方面对救治情况的汇报,并对进一步做好获救人员的康复治疗,提出了明确要求。

  救援行动成功的五大关键

  4月8日上午,王君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

  记者:“这次救援行动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君:“最首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否则不会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另外是科学决策。事故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张德江副总理和国家安监总局骆琳局长、王树鹤副局长,煤矿监察局赵铁锤局长和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救援方案。‘加快排水救人、通风救人、科学救人’,这是救援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

  “还有就是整个救援过程组织严密。分析水情组、安全措施专家组、医疗组、后勤组等环节,环环相扣,密切配合,高效运作。

  “再就是各方协调有力。依靠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抢险救援的整体合力。此次救援行动涉及公安、通讯、医疗、电力、民政等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多个地方、多个单位,包括媒体进行的全方位、持续不断的报道等,保证了抢险救援的进度和效率。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救援工作的深厚力量所在!”

  王君还强调说:“被困矿工在井下自救、互相救助,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救他们出去的坚定信念,是救援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更可贵的是,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工友们还互相鼓励,自发组成团队。为了节约电源,他们安排矿灯轮流亮,保证救援人员到达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随后,王君向记者讲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事故发生后不久,就有一批志愿者来到王家岭。一对陕西神木县的夫妇,驾车来到现场,捐了10000元现金;当地的一个肉联厂,送来大约2000斤的猪肉,希望能够给救护队员、武警战士补充体力;临汾市的一位私企老板,将店里能用上的五金配件、灯泡插座等价值1.6万余元的物资都送来了;河津市动用了公安、卫生、电力、通讯等方面上万人投入救援……

  记者问他是怎么度过那非同寻常的200个小时的。王君说:“紧张、焦虑,晚上睡不着。吃了粒安眠药,睡了一个小时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旁边的呼噜声,觉得真羡慕。最后,我还是病倒了。不光是我,指挥部里的几个同志,总指挥陈川平(山西省副省长)、负责救护队的王守祯(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负责监控瓦斯通风的金智新(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全都病倒了,感冒打吊瓶。但大家都一直在坚持。”

  最后,王君沉痛地说:“这次事故教训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事故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监管;吸取教训,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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