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布托的最后一面

　　与贝·布托的最后一面

　　《环球》杂志驻伊斯兰堡记者/李敬臣

　　2007年12月27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北京时间晚上8点）多，当地雇员告诉我，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与首都伊斯兰堡相邻的拉瓦尔品第举行的选举集会遭炸弹袭击，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因为当晚我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正当我发完报道此次袭击的稿子准备外出时，又接到雇员来电，说贝·布托也在事件中受伤了。我立即向人民党新闻秘书法拉女士打电话求证，得到证实后我发出了中英文稿。再次准备出门时，雇员又打来电话说贝·布托在医院死亡。我随即再次致电向法拉求证，法拉说她被困在去医院的路上，无法证实贝·布托的死讯。这时，当地电视台开始援引人民党官员的话报道说，贝·布托在选举集会上遭袭击，于当地时间 18时16分（北京时间21时16分）在拉瓦尔品第总医院不治身亡。

　　鉴于情况紧急，在发出英文快讯的同时，我直接用电话向总社编辑部口述了当时的情况。随后，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取消当晚的活动，并投入对这件震动全球的重大突发新闻的后续报道中。

　　其实按原来的打算，我是要在当天下午到贝·布托举行竞选集会的公园现场进行报道的。但事发当天分社仅有我一人留守，加上前一天下午与巴新闻部的一段不愉快经历，打消了我去现场的想法。前一天，也就是26日下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抵达巴基斯坦，开始为期两天的访问，巴新闻部官员25日通知我届时到杰格拉拉空军机场作现场报道。但当我26日下午抵达空军基地大门时，机场保安却找不到我的名单，最后联系到新闻部官员，也无济于事。返回伊斯兰堡的途中，我还被负责封路的警察拦在路边，为卡尔扎伊的车队让路。当我事后忿忿不平地对别人讲述这段经历时，他们却庆幸我当时没去贝·布托遇刺现场，躲过了一劫，而我却痛感失去了一次现场采访袭击事件的机会。

　　不过，就在贝·布托遇刺前半个月，我有一次与她偶遇的经历。2007年12月11日，中国政府特使王毅抵达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经机场贵宾候机室特许，我得以携带相机进入。在拍完王毅抵达的照片后，我听说贝·布托将乘下午的航班抵达伊斯兰堡，于是决定继续蹲守在机场贵宾室里。按照机场的规定，贵宾室里是严禁记者携带相机进入的。我不敢四处走动，只能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不一会儿，一群人民党接机人员进来，我赶紧走过去和他们聊天，确认贝·布托即将抵达，他们还送给我一个印有贝·布托肖像的人民党竞选纪念章，我随即把它别在胸前。这样，机场警方以为我是人民党专程请进来的，而人民党的人则以为我是经过警方特许的。

　　等贝·布托进入贵宾厅，我立即和人民党的接机人员一起靠近她，举起相机开始一通狂拍。贝·布托的保镖虽感意外，但并没有出面阻止。在办理入境手续的同时，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把刚刚印刷出来的该党宣传画给贝·布托看。她看得很认真，并不时提出一些意见，我抓紧时机拍了一些照片。拍摄过程中，贝·布托非常镇定，也很配合。直到边防警察要打开贝·布托的行李箱检查时，她的保镖才示意我不要拍了。

　　我见好就收，赶紧收拾东西撤离。当我拿着相机从机场贵宾厅走出，而且走在贝·布托前面时，在外面等待的各方记者都用惊讶和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无法明白我怎么可以拿着相机大摇大摆地进出机场贵宾厅。新华社当天很快编发了几张全世界独家的贝·布托照片。在贝·布托遇刺后，这些非常难得的照片作为资料再次发出。

　　2010年4月16日，贝·布托遇刺两年半后，联合国公布了对遇刺事件的调查报告。当晚，巴总理吉拉尼在总理府宴请巴总统扎尔达里和各党议员。我在宴会上同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曾任信德省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的米拉尼同桌。贝·布托从国外回到卡拉奇那天晚上，米拉尼与她在同一辆卡车上，而路上贝·布托的车就遭遇了一场恐怖袭击。当时，卡车上有一个两米多长的集装箱，贝·布托可以站在集装箱发表演讲，向群众挥手，也可以到里面稍事休息和补妆。米拉尼说，爆炸发生时，贝·布托恰巧到集装箱里去休息了。经过他多年在卡拉奇的生活经验和对恐怖袭击的了解，在第一次爆炸发生后，他立即让卡车上的人趴下来，果然随后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米拉尼对我说，贝·布托是恐怖分子的眼中钉，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里两次遭到恐怖袭击，而在第二次袭击中遇难。她为人民党和巴基斯坦的民主献出了生命，将永远受人尊敬。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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