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当前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调查报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新机构，成立伊始，便以服务学术，开展社会学实证性田野调查研究；服务发展，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调查研究；服务社会，开展社情民意及省情与社会形势调查研究为其职能定位。近年来，调研中心已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证性田野调查材料，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社会政策提供规划、预案的基础性数据，为公共政策的咨询、制定、评估以及社会公众了解社会实情提供实证调查资讯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本期开始，本刊与该调研中心合办《社会调查》栏目，将调研中心针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分析基础上完成的调查成果，分享给读者。 (编者)

　　■钟 其

　　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呈现基本稳定状态，各种主要社会关系较为和谐。但是来自干群关系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依然不能忽视。根据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显示，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有最高比例（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同时，在各社会阶层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也有最高比例（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干群关系紧张形势由此可见一斑。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干群关系，特别是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本课题组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2008年－2009年在Z省进行的以“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对当前干群关系及其与社会稳定情况进行了一定分析。

　　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的

　　若干积极性特征

　　群众总体上比较信任各级政府，但是这种信任度呈现由中央—省级—地市级—县区级政府—街道（乡镇）级政府—村社区而递降的现象。

　　在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的测量中，我们依旧采取让群众打分的方式，其中，最低0分，10分为满分，从0-10，信任度不断上升。在调查中涉及群众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县区级政府”、“街道（乡镇）级政府”以及“村社区”等的信任度。从总体得分来看，群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均值都大于6分，总体而言对各级政府较为信任。

　　其中，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其平均分为8.6；对省级政府的信任度次之，均值为8.05；对地市级政府、县区级政府、街道（乡镇）级政府以及村社区的信任度依次递减，分别为7.32，6.86，6，54和6.47，对村社区管理机构的信任度最低；另外，群众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标准差中，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标准差最小，为1.816，低于省级的政府1.908，群众对地市级政府、县区级政府、街道（乡镇）级政府以及村社区的信任度的标准差依次递增，分别为2.065，2.226，2.370，2.562。这表明群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打分较为一致，对其他各级政府的打分差异依次增大，在村社区层次，群众对管理机构的信任度差异最大。

　　作为干群关系紧张突出表现的上访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总体上也并不严重。

　　上访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一般是干群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上访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并没有想象中的严峻。

　　一是关于上访行为。根据调查显示， 66.8%的人在近两年内没有听说过其居住的村社区有人到县及其以上政府上访，33.2%的人了解到有人进行上访。

　　二是关于群体性事件。据调查，62.2%的人表示最近两年内其居住地村社区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16.2%的人表示其社区最近两年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另外还有21.8%的人对于是否发生群体性事件表示“不了解”。进一步追踪分析，在178位回答“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群众中，有153人对近两年内其居住的村社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进行了回答。

　　综合分析以上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体会，可以发现大部分（91.5%）的群众了解到其社区在近两年内发生了1—3起群体性事件，社区内群体性事件发生在4—8起的比例为6%，10起及其以上的为2.6%。根据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来，在村社区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的发生比例，其发生次数大部分都集中在1-3起之间，有的社区存在群体性事件频繁、多发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社区数量较少。

　　群众总体上对于未来干群关系发展趋势较为乐观，但是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户口性质的乐观度不一。

　　调查统计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于未来几年干群关系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其中43.9%的人认为未来的干群关系会“比现在缓和一点儿”，8.8%人认为这对关系会“比现在缓和很多”；少部分的人对未来干群关系持较悲观态度，3.1%的人认为未来的干群关系要“比现在紧张很多”,13.3%的人认为会“比现在紧张一点”；另外，还有30.8%的人认为未来干群关系将“没有明显变化”。通过交互分析检验我们发现职业特征、经济分层等因素不影响群众对未来干群关系的预测，而性别、政治面貌、户口性质不同的群体对干群关系的预期不同。

　　群众总体上对当前的社会稳定程度评价较高。

　　在测量群众对社区稳定程度时我们要求其对当前的社会稳定程度打分，分值为0-10分之间，为了更好地体现群众对社区稳定程度评价的状况，我们把0-1分界定为“很不稳定”，2-3分为“不稳定”，4-6为“一般”，7-8为“稳定”，9-10为“很稳定”。 调查显示21.7%的群众认为当地社会很稳定，50.9%的群众认为当地社会稳定，对社会稳定程度呈积极评价占到72.6%，1.2%的群众认为社会很不稳定，1.8%的人认为社会不稳定。总体来看群众对当地社会稳定程度评价较高，而且对未来社会稳定的预期较为乐观。

　　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的

　　若干值得警惕的因素

　　群众对党政干部廉洁程度评价较低。

　　在对党政干部素质的评价中，我们采取让群众打分的方式，其中，最低0分，10分为满分，对群众眼中的干部“人品”、“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对群众的态度”、“廉洁程度”、“公平性”、“执行国家政策力度”等相关素质进行了调查。从总体得分来看，群众对各级干部的人品的评价均值最高，为6.82分，依次是工作能力6.70分，工作作风6.62分，对群众的态度和执行国家政策能力6.47分，生活作风6.29分，公平性5.93分，得分最低的是廉洁程度5.93分。这也和我们在调查“群众对干群关系紧张原因的认识”中得到的结果相印证。

　　腐败问题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在干群关系紧张原因的认识上，46.9%的人认为“紧张”的原因是“腐败问题严重”；29.2%的人认为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干部没有用心思为群众服务”；认为“干部任用不民主”和“干部的工作能力不够”人分别为9.7%和7.5%。从调查结果来看，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干部不能廉洁自律和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群众对干部的角色期望和干部角色扮演之间的脱节。

　　困难群体依旧没有得到应有关心和扶持。

　　从总体来看，困难群体能够得到村和基层干部的关心和帮助的频率不是很高，大部分是每年一到几次，或者数年一次，甚至是从来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调查中有29.2%认为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干部没有用心思为群众服务”。

　　从两个层次的比较来看，村社区干部对群众的关注频率要高于街道或乡镇基层干部，这也和村社区干部作为自治组织群体成员和领导者的特殊人群，就生活在群众中间，能更多频率地接触和了解群众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大对村社区管理者的培训和教育，加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能够及时反映社区群众的问题和需求，并帮助解决。

　　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

　　值得深入思考的若干现象

　　不同职业群体对干群关系状况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各个群体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不同。其中，在对干群关系的感受度上，公务员对干群关系“没有感觉”的比例最低，为31.7%，是有职业群体中对干群关系关注最多的一个群体；而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中选择对干群关系“没有感觉”分别为64.6%和60.1%，另外，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学生对干群关系选择“没有感觉”的也都超过50%；在这里必须注意“无业失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他们在干群关系感受的问题上，关注度较高，选择对干群关系“没有感觉”的比例分别为39.30%和39.10%，对干群关系的感受度，仅仅次于公务员。这也是我国当前干群关系大部分发生在这些群体之间的印证。

　　在干群关系的评价上，我们把“很紧张”、“比较紧张”界定为“干群关系紧张”，将“比较融洽”、“很融洽”界定为“干群关系融洽”。在总体的排序中，选择“干群关系紧张”比例最高的4个职业群体依次为：农业劳动者，27.40%；私营企业主，24.20%；经理人员，23.10%；无业失业人员，18.80%。比例最低的3个职业群体为：学生，12.10%；其他劳动者，11.50%；产业工人，10.10%。另外，在国家公务员中没有人选择干群关系“很紧张”一项。

　　根据调查可以看出，在“无业失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这两个群体中，不论是认为干群关系紧张还是干群关系融洽他们在排序中都处于前列，其对过去关系评价明显处于两个极端状态，这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因为这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群众对当前威胁社会稳定的若干行为的态度呈现喜忧参半的现象。

　　为了了解群众对当前一些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行为的态度，我们设计了包括是否同意“因警察处理不公对其进行报复”、“出租车司机因工资太低罢运”、“因拆迁补偿标准低，拒不搬迁”等相关问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群众对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支持率，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事件支持程度还是有区别的。其中，群众对挑战国家权威或者威胁社会机制正常运转的行为，支持率最低，但非常值得关注。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对“因警察处理不公对其进行报复”这一行为，有18.9%的人表示支持，其中3.4%的人选择了“赞同且支持”，15.5%的人选择了“赞同但不支持”。虽然在所有的选项中其支持率是最低的，但是这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对“出租车司机因工资太低罢运”这一行为的支持率并不高，51.8%的表示不赞同，11.0%的人表示坚决反对。

　　可见，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意识普遍增强，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度也不断加大。而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政府与民争利和危害群众生存条件的事件，即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群众利益相冲突。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维权意识增长的年代，各部门应积极思考让群众正当维权、合理维权的途径。值得肯定的是，人民群众对于如何维权，相对还是处于比较理性阶段，采取极端方式维权的毕竟还是在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