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陈汉辞
国务院常务会议5日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比发现，“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等内容均成为《纲要》主要强调的内容。
“通过只是开始，关键还是落实，这需要一个更为具体的改革路径，比如能否有一个中短期的具体措施。”一位参与《纲要》初期起草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大学去行政化之辩
《纲要》中关于“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提法引发相关专家热议。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去行政化是高校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2月27日，温家宝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和网友进行直接交流，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28日，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就此事回应了记者的提问，明确表示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副部长级的大学校长表示去行政化会减弱教育者的社会地位。
从1992年起，我国有14所高校升格为副部级。也就是说，这些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享受副部长级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又增10所。这样，全国共有31所大学具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全国现有超过1500所高等院校，有副部级行政级别的学校只占其中的2%。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为中国高校“把脉”。多位校长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不少舆论对国外名校校长的预测不以为然。但我不认为这是国外大学校长的问题。”熊丙奇认为，让办学体制、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外大学校长来为中国大学“把脉”，就是一个很大的谬误。但中国大学当下的紧迫任务，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基本制度问题。“由政府部门掌控财权、人事权（尤其是校领导的任命、晋升）的体系，办学自主权就无从谈起。”熊丙奇表示。
公共财政的转型是关键
为实现“推进教育的公平性在内的”各个目标，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教育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特别是继续增加教育投入，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
“其实，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并不是关键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公共财政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告诉本报记者。
相对于政府很早以前确定的4%的目标，公众更应注意的是公共教育经费的流向。
在发达国家，2000~2007年公共教育经费用于中小学的占比在67%上下，而在中国，这一比重为63%上下。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占比，一般在24%上下，在中国，这一比重为21%上下。
尽管从比例上看差距并不大，但由于高校入学率存在很大差异，中国高校经费人均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一般在人均GDP的30%~60%之间；而中国的这一指标在2000年一度高达200%，最近有所下降，但2007年依然高达84%。
“这说明中国花了相对较多的钱来办高等教育，其中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投入相对来说偏多了。”余晖表示。
此外，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还有一个特色，即在大中小学之外的投入比重较高。这些“其他类”教育机构包括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以及教育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在过去的十年间，公共财政在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中的投入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基本上在2.5%和7.5%左右，职业教育的投入比重从65.4%下降到36.0%。与此相反，在教育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投入比重不低：2007年，“其他类”公共教育经费的11%和25%流入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
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不足。
在义务教育领域，除了经费不足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生均经费区域间不平等的问题。众多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省间和省内的不平等性都在加大。尽管政府自2000年以来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且注重推进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横向公平，但是地区间不平等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到2007年，以省为单位来考察，普通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3，而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不平等性更高。
而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有赖于公共财政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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