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康宁何在？富士康“八连跳”
孙燕飚
5月11日傍晚7点多，深圳富士康一位年仅24岁、姓祝的女员工在其住所8楼楼顶纵身一跳，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当场确认，女工已经死亡。
“公司发言人刘坤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媒体办公室有关人士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确认，的确又有员工跳楼自杀。记者随后多次拔打刘坤手机，均无人接听。
刘坤此时大概已忙得焦头烂额。因为5月11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播出的“富士康‘七连跳’谜团”中，刘坤才刚刚表达：“难道你的防止真的是到位了吗？真的是触及到42万人每一个人的心灵吗？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没有本事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第八跳会由什么原因产生。”
也许是在刘坤接受央视采访前，富士康2010年的“第八跳”就产生了，而这距离富士康员工卢新5月6日跳楼身亡仅过去了5天。据警方调查，这位姓祝的女员工是河南人，最近几天都没有上班，可能心情不好，一直请假待在租住的房间里。对于具体死因，警方还在调查中。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深圳富士康的员工接连八个，一个接一个想用自杀的方式了却自己年轻的生命，而无视这种做法将给年迈的父母带来多少伤痛和泪水。其中的真相，可能只有死者自己才知道。
在一个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经济数字来评估企业价值的年代，富士康的“八连跳”，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直面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
“管理存在漏洞，但是面对着深圳地区42万员工的庞大数字，对于为何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故，如何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似乎同样也抱有迷茫。”刘坤在央视节目中如是说。
本报从多位富士康内部员工处了解到，近年来富士康在员工关怀方面确实也有所改变，但“八连跳”的血淋淋的现实说明，改变的程度、速度，远远赶不上富士康对苹果这样客户的响应程度。
富士康的改变
“以前富士康车间有专门的台干（台湾干部员工）通道，大陆员工不能走，如果不小心过界，就会被批。”2002年曾在深圳富士康工作过的员工昨日对本报表示，当时在富士康车间里还有一个专门的“思过区”，其区域仅够一个人站立，凡是犯过错误的员工都会被罚站在此区域，并面对车间生产线所有工人。
该员工表示，富士康管理很严格，这也让富士康的保安部门成为强势部门，保安员工会自觉高人一等，有些素质不高的保安便会在事件处理态度上过激。
这种机械式管理近年有所改变。2007年进入深圳富士康的一名员工表示，没听说过车间里有“思过区”。这名员工认为，现在工厂管理的确比以前好了一些，也开始关注员工感受。比如3月开始，公司也请国际心理讲师进厂做心理辅导，也有通过召开大会的形式，可以自己报名参加。但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太多了，覆盖的范围有限。大部分参加的都是技术人员，而普工很少。
昨日媒体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因跳楼频发事件，近日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5月10日11时左右，三位五台山高僧已抵达深圳。
何友成在5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跳楼事件频发，让富士康高层压力很大，协助员工走出阴影成为富士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找法师做法事，是接受员工的反映，是种习俗，不是迷信，为了让大家心里平静些。”何友成说，富士康为员工的生命失去而难过。
但是，高僧的法事，不可能完成对数十万员工进行心理培训和辅导的艰巨任务。
“90后员工”的比例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应该全面引进员工辅导计划（EAP）。”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周光宇昨日表示，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短短5个月就出现了8起跳楼自杀事件，在最近的两个月内就发生了7起，说明深圳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对员工关怀还存在改善的空间，而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心理危机干预措施也有待改进。
周光宇指出，富士康目前雇用的工人大部分是“90后”，或者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有些员工属于90年代的留守儿童，在心理上存在被抛弃、恐惧、不安全等因素形成的自卑心理，一旦受外界因素刺激，就很容易做出过激行为。
“这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富士康的问题容易引起整个社会注意，但这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隐患。”周光宇说。
本报从深圳富士康内部员工处了解到，在富士康工作的普工大多数年龄都在18岁至25岁之间，占富士康员工总数的85%以上，而年龄在20岁左右或者2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在50%以上。这显示，在富士康工作的普工，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当年的“留守儿童”。
“为了不影响员工，公司基本对内是封锁了这类消息，我们也是从网上和报纸上才知道有人跳楼。”深圳富士康一位内部员工表示，现在新进来的普工，大多数是90后，其心理承受力的确有些脆弱。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在央视节目中表示，按照卫生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十六左右，如果按富士康40多万人计算，在十万分之二三左右（该数据是按照7次跳楼自杀估算的），而大学生每年自杀率大概在十万分之二到三左右。
“问题是，一般来说，自杀行为并不集中于企业，而多和家庭矛盾、感情纠纷、严重挫折等相关。在企业中，短期内不断发生自杀行为，且都发生在深圳富士康，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记者熟悉的一位社会工作者评价说。
据本报今年4月中旬的报道，深圳富士康旗下富士康国际（02038.HK）已经将工厂和产能逐步转移到内地，并使员工成本降三分之一左右。
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名内部员工表示，去年富士康在内地新建工厂基本已投入使用。按照这种说法，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应该就没有40万，如果这样计算，富士康在深圳工厂的员工跳楼自杀比例肯定更高。
追问
所有的一切似乎还是问号。但相信富士康的所有员工和高层都在祈祷，在未来的日子，不要再出现这血淋淋的一幕。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2010年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2010年5月11日，年仅24岁、姓祝的女员工在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跳楼身亡。
这血的教训何时是句号？记者还记得，去年7月16日，富士康观澜工厂员工、25岁的孙丹勇因弄丢了一台苹果iPhone第四代N90样机，不堪审查压力，而跳楼自杀。尽管后来孙丹勇的家属获得了满意的现金赔偿，孙丹勇父母未来的赡养费用也由富士康负责，但7月21日，孙丹勇还不算年迈的父亲在与记者一起共进晚餐时，只是喝了点汤水。整个过程，孙丹勇的父亲都因悲痛，而全身忍不住颤抖。
富士康和公司高层应该警醒，“70后”的员工大部分已经回家，现在的员工主体是80后和90后，未来将是2000年后出生的员工。如果不真正下决心改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员工关怀，各种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而从政府、社会的角度，一个企业，频繁发生职工自杀事件，有关方面有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和解剖？
对当地工会等组织来说，面对可能存在的职工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有没有进行调查和干预？等等。如果这一切都严重缺位，那么，又如何避免职工自杀事件的一再发生呢？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如何能够得到维护呢？
中国人喜欢“五福”的说法，《书经》上所载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善终）”。今天对富士康来说，比富更重要的，是康宁。
而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来说，现在也到了真正去检视企业的社会成本的时候了。富而不宁，富而不康，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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