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倒掉与“仇富”的妖魔化

　　黄光裕案一审宣判，昔日首富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项罪名成立而获刑14年。其妻杜鹃和原北京中关村科技董事长许钟民也倒下了。

　　昔日首富的倒掉有着深刻意义，关键是能否解读出来，而解读需要见识，也考验着我们直面现实的清醒和勇气。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美国首富洛克菲勒必须解散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原因是垄断。当时，洛克菲勒带领标准石油公司兼并了众多石油企业，为全世界生产石油产品。洛克菲勒自己认为，他这样做形成了规模经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石油业的效率。

　　在美国人心目中，洛克菲勒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坚守家庭价值，靠勤劳与才智致富，热心慈善事业。但著名记者艾达·塔贝尔的一系列深度调查报道揭露了真相：标准石油公司通过低价铁路运输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压独立石油生产商，垄断生产，垄断价格。洛克菲勒在道德上破产了，一名美国财富英雄从此沦为破坏资本主义公平竞争原则的罪人。

　　但在中国，对富豪的真相揭露、合法性审查和批判成了一个社会禁忌，有些人把这类活动妖魔化为“仇富”。“仇富”成了富豪的防火墙，成了社会批判的禁止性咒语。他们断言，中国富豪绝大多数都靠守法经营发家致富，不要挑剔他们。而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00多名中国富豪落马，中国富豪榜被谑称为“杀猪榜”。

　　于是就有了一个怪现状：对官员的腐败指控充斥媒体，监督公权力正当，而对富豪的真相揭露少之又少，有也是事后诸葛。黄光裕三罪，即是警方先查，媒体跟进报道。如果公检法不先动手，记者就很少发现真相，更不要说对富豪“说三道四”了。

　　一个社会共识是，官员掌握着人民授予的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可企业家掌握着社会的经济权力，其实也是掌权者。我们习惯于将权力与官帽官职画上等号，但西方学者往往将“权力”定义为“影响他人的能力”。国家权力大致是一种社会权力，而企业家通过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供工作岗位等，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

　　既然企业家掌握权力，在道义上就应受到监督和制约。绝大多数人，每天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企业度过的。企业决定着人们的收入与前途，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家庭、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企业背后站着企业家，他们影响无数个人，还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社会不予戒备，行吗？

　　对于公权力，很多中国人喜欢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阿克顿所谓的权力，并非仅指公权力。哲学家罗素就认为，金钱与权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金钱本身就是影响力，其次它可以购买公权力。企业家掌握经济权力，自然也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如果不加监督和制约，就会导致经济权力的绝对腐败。

　　中国富豪频频落马，怪政府监管不力，有一定道理。但面对企业家作为权力一极的事实，政府而外，全社会都应强化监督意识，股东要监督，劳方要监督，媒体和学界也要监督。对企业家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仇富”。